《論語》中的廉政思想及其當代啟示

　 摘

　 要：優秀傳統文化是新時期廉政建設的重要思想來源。儒家經典《論語》蘊含著較為豐富的廉政思想，這主要表現在為政以德、克己復禮、仁義為先、樂天知命等方面。不過我們也要對此辯證分析：“仁者愛人”不能等同于“以民為本”，“禮治”不能等同于“法治”，“圣人之治”的理想只是烏托邦，“天命”信仰仍舊包含迷信成分。在客觀分析《論語》中廉政思想的時代局限性之后，在揚棄禮制、仁義、君子人格、天命信仰等思想的基礎上，我們認為《論語》廉政思想的當代啟示表現為：法治是廉政建設的根基，人民至上是官德的核心，集體主義應成為所有人的基本處世原則，共產主義是值得所有人擁有的共同信仰。

　關鍵詞：《論語》;廉政思想;當代啟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大力推進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建設社會主義廉政文化的過程中，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借鑒是一個重要內容。在傳統文化中，儒家典籍《論語》

　蘊含著豐富的廉政思想，能夠為新時期廉政文化的建設提供有益參考。當然，對產生于封建時代的廉政思想我們也要辯證看待和客觀分析，既要看到其有益之處，也要看到其不足之點。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積極社會作用，為社會主義廉政文化建設提供有益助力。

　一、《論語》中的廉政思想

　（一）德政：為政以德

　在傳統文化中，德政一詞直接來源于《論語·為政》里的這句話：“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11 如果為政者能夠以道德治理國家，那么就會自然而然地獲得人民的愛戴和擁護。為什么說德政是廉政的重要內容呢？因為廉政的一般內涵指的是廉潔奉公、取信于民。廉潔意味著（為政者）不謀私利，奉公意味著（為政者）為民服務，當廉潔奉公都做到后自然就能取信于民。顯然，廉潔奉公也是德政的重要內容。與廉潔奉公相反的是貪污腐敗、損公肥私，這也是孔子在《論語》里極力反對的。

　建設廉政文化的目的是讓政府有公信力、感召力、影響力，能夠得到人民的擁護。這一點孔子很早就認識到了，《論語·顏淵》里有這樣一段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1]126在軍備、糧食、信譽三者之中，孔子認為對于一個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取信于民，否則就算這個政府有強大的軍備、充足的糧草，失去民心的政府也不可能生存下去。

　德政（廉政）建設需要官員自身的公正廉潔，這也為孔子所反復強調。《論語·顏淵》有云：“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1]129 季康子作為重要執政者，向孔子請教政事，孔子回答說，執政的關鍵在于“正”，如果執政者能夠率先垂范，做到在品德上清正廉潔，在處事上公正無私，那么社會治理自然井井有條。相反，如果執政者自身做不到公正廉潔，無法讓人民信服，那么就只會導致政治黑暗、吏治腐敗。這正如《論語·子路》中所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138 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孔子非常強調道德君子的表率作用，無

　論是在官場還是在民間，具有崇高品德的君子都能起到榜樣作用，能夠引導社會風氣趨向良善。在這種良好社會風氣中，即使是小人，也會被君子所影響，這便是《論語·顏淵》所說的那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129。

　在以德治國的過程中，如何將道德具象化呢？孔子主張通過恢復傳統周禮來體現道德，因為傳統周禮是仁德的制度化體現。所以孔子這樣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12（《論語·為政》）。在孔子看來，如果用簡單粗暴的方式來管理老百姓，讓老百姓產生恐懼之心，這雖然能夠避免人們犯罪，但無法教導人們主動向善;只有用道德來引導百姓，讓人們通過遵守周禮來養成道德自律，才能實現國家治理的長治久安。這便是孔子主張的禮治。

　（二）禮治：克己復禮

　對于國家治理來說，德政是指導思想，禮治是具體實踐;對于個人修養來說，仁是價值理念，禮是行為準則。在整部《論語》中，“仁”出現了 109 次，“禮”出現了 74次。禮治意味著用禮制來治理社會，形成人人知禮、修

　德的良好社會風氣。如果失去了仁德的內涵，那么禮樂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礎，因此孔子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1]24（《論語·八佾》）

　對于禮的重要性，《論語·八佾》中有這樣一段話：“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1]24 相傳林放是商朝賢相比干的后人，為孔門七十二賢人之一，以知禮著稱。當林放向孔子請教有關禮制的事情時，孔子感嘆地說：這真是問到了理政、治學的關鍵之處啊！對于禮的具體形式，孔子主張禮儀宜節儉;喪事也是如此，不必周全，但一定要發自內心的悲傷。這便是禮儀在外、仁德在內的意思。

　要培養良好的道德，就一定要遵從禮儀。《論語·顏淵》有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123 對于什么是仁，孔子針對不同的學生、不同的場景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對于自己最優秀的學生顏淵，孔子說出了仁的本質，即克己復禮（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復周禮的傳承）。那么仁是如何養成的呢？那便是一切以“禮”為根本，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以禮制來治理國政時，如何做到循禮而行呢？《論語·子路》記載了這樣一段話：“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1]134 當時孔子帶著學生到了衛國，他的學生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國君請孔子執政，那么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孔子回答是“正名”。子路非常不理解，孔子解釋說，正名是治理國政的根本，因為一切禮制首先源于正名，如果名不正、言不順，則百事俱廢。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季氏僭越禮制，非禮行事時，孔子非常憤慨地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23（《論語·八佾》）。

　（三）處世：仁義為先

　在孔子看來，德政必然和禮治緊密相聯，對于個人來說，就是提倡仁義為先。對于一個道德高尚的君子來說，在

　面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沖突時，應當做到秉承大義、大公無私，這顯然是廉政所必需的。

　對于仁義的強調，孔子甚至將其置于高于生命的程度，這正如《論語·衛靈公》有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1]163 當面臨心中堅持的道德原則受到威脅或挑戰時，即便付出生命也要堅守仁道，這正是志士仁人的應然選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孔子對于弟子的教育很少談到利益的追逐，而更多談到的是對仁義的追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1]86《論語·子罕》。

　處世以仁義為先，在《論語》中鮮明體現為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就總體而言，君子與小人的區別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1]39（《論語·里仁》）。在這里，孔子鮮明地指出了，如何對待義與利的關系是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對于君子來說，以義為先，甚至不惜犧牲自身利益也要維護大義;相反，對于小人來說，小人從來追逐私利的，甚至為了私利的實現而不惜損害公益。因此，對于君子與小人之分，孔子又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1]38（《論語·里仁》）君子鐘情于德政，遵從于禮儀法度;小人鐘情于田地等物質利益，

　關心的是自己的私利。正是君子清正廉潔、大義凜然，所以才能做到胸懷坦蕩，仁義為先;小人則因為擔心私利的得失，而常常斤斤計較，患得患失，憂慮不安。所以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1]77（《論語·述而》）。物質利益的集中體現就是對富貴的追求，通俗而言，富就是有錢（財富），貴就是有地位（官本位思想）。對于一般人而言，位居高位、有錢有勢是最值得追求的事，但是孔子卻認為，如果對富貴的追求違反了仁義，那寧可失去富貴，也要堅守仁義，于是孔子這樣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1]71（《論語·述而》）

　《論語》用仁、智、勇來概括君子所具有德性的最高境界，即如《論語·憲問》所云：“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1]155 有仁德的人之所以不會憂慮，是因為他大公無私、坦蕩光明;有智慧的人之所以不會迷惑，是因為他知書明理，循禮而行;有勇氣的人之所以不會恐懼，是因為他堅守仁道，甚至可以做到殺身成仁。除此之外，孔子還用天命一說來作為君子的精神支柱，即以天命來支撐道德。

　（四）信仰：樂天知命

　 在普遍信仰鬼神及先祖英靈的先秦時代，孔子認為，君子應當信仰天命，并以天命來為道德實踐提供形而上的精神支撐。當然，無論是從社會治理還是從廉政建設的角度來說，以天命、鬼神之說來教導人們棄惡從善，讓人們不敢貪、不敢腐，這也是傳統社會教化人民的一貫方式。

　孔子樂天知命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死生有命，富貴在天”[1]125（《論語·顏淵》）這一句話中，既然生死、富貴都由天命注定了，那么又有什么恐懼呢？當然是要直道而行，替天傳道。在孔子看來，天命的本質屬性是善的，替天傳道當然就是傳播仁義禮智之道。孔子天命信仰具有超越傳統社會鬼神信仰的先進屬性。《論語·八佾》記載：“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1]27 王孫賈代表的就是迷信鬼神的人，在這些人看來，如果自己犯了罪（作惡），只要向鬼神祈禱，就能消除罪惡。由于鬼神信仰是多神崇拜，所以王孫賈有點迷惑，就向孔子請教，到底該向哪一個鬼神祈禱更好？孔子的回答卻是：如果你做了惡，獲罪于天，那么向任何鬼神祈禱都是沒有用的。換言之，上天一定會降罪給那些作惡的人。在這里，孔

　子顯然認為天命是至高無上、賞善罰惡的，所以要想消滅罪障，關鍵是要做一個道德君子。

　信仰天命并不意味著必然長命百歲或者永無災殃，如果是那樣，就又變成一種迷信了。信仰天命意味著永遠做一個踐行仁道的人，意味著樂天知命，對于一切災殃、磨難坦然處之。有一次孔子生病了，子路想替老師向鬼神祈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1]76（《論語·述而》）這段話的意思很明顯，孔子并不認為向鬼神祈禱有什么用，因為“死生有命”。還有同樣一個故事：孔子的學生，品德高潔的冉伯牛病得快死了，孔子并不是埋怨上天或者向上天祈命，而只是感傷地說：“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58（《論語·雍也》）孔子認為，對于一個君子來說，樂天知命是必備品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1]211（《論語·堯曰》）這里孔子對君子提出了三個要求，即“知命”“知禮”“知言”。“知命”是最高的精神信仰層面，“知禮”是社會治理的宏觀層面，“知言”是識人用人的微觀層面。只有這三個層面都做到了，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完善的人。

　二、辯證看待《論語》中的廉政思想

　（一）“仁者愛人”不能等同于“以民為本”

　《論語》作為傳統文化經典，也是傳統社會治理國家的重要理論來源，甚至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當然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不過，時過境遷，在 21 世紀的今天，對《論語》廉政思想也要辯證看待，只有這樣才能正視其長處和不足，以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廉政建設。

　（四）“天命”信仰仍舊包含迷信成分

　對于仁德的實踐來說，擁有天命信仰當然是應當的，尤其是在先秦時期人人皆有信仰的時代更是如此。但是孔子所說的天命信仰實際上也并不理性，依然帶有迷信的成分。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兩千年前的孔子能夠達到理性信仰，但我們對此也要進行客觀分析，以辨析其合理性與局限性之所在。

　需要肯定的是，孔子對于鬼神的看法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有著較強的反迷信色彩。《論語·雍也》有云：“務民之

　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1]61 這反映了孔子對于傳統迷信式的鬼神信仰的鮮明態度，即“敬而遠之”。但是孔子在這里并沒有否定鬼神的存在，而強調的首先是“敬”，然后是“遠之”。這反映了孔子對于傳統信仰的重視態度，即雖然信仰天命，但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而且還要對鬼神加以敬畏。對于孔子自己而言，對于祭祀也極為重視，這正如《論語·八佾》所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1]27 孔子在《論語·述而》中又說：“子之所慎：齊，戰，疾。”[1]69孔子所小心慎重的事有三樣，即齋戒，戰爭，疾病;齋戒即表示對鬼神的恭敬。《論語·鄉黨》中還說孔子“齋必變食，居必遷坐”[1]102。可見孔子的天命信仰并不純粹，似乎在鬼神崇拜與天命信仰之間有一定的搖擺性。

　不過就總體而言，孔子雖然重視鬼神及其祭祀，但還是以天命信仰為主。當孔子游學經過宋國，聽說司馬桓魋來追殺他時，他從容不迫地避開了。司馬桓魋沒有找到，氣得把孔子講學所坐其下的一棵大樹砍倒了。當孔子的弟子心有余悸地要趕快逃跑時，孔子說了這樣一句話，“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72（《論語·述而》）可見孔子還是信仰天命的，他似乎迷信式地認為：既然我是替天傳道的，那么一切災殃又能把我怎么樣呢？

　 三、《論語》廉政思想的當代啟示

　（一）法治是廉政建設的根基

　在先秦時期，孔子認為德政、禮治是最好的，德政意味著道德教化，禮治意味著循禮而行。雖然德政、禮治仍舊脫離不了時代的局限，有著深刻的人治色彩，但是孔子所提出的諸多主張仍舊具有時代意義。如《論語·為政》記載：“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1]19 這既是關于為政者所必備的品德和能力要求，也是選拔人才的標準。但是，這些很好的主張在圣人之治時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但是自堯舜禹之后，歷代封建統治者再無一個是圣人，所以這些主張便很難實行。盡管孔子也希望通過制度（禮制）來將這些固定下來，但封建等級制的存在使得禮治也不能收到很好效果，由此也很難杜絕吏治腐敗。通過對孔子德政、禮治的分析，我們認為，顯然法治是廉政建設的根基。

　馬克思鮮明指出了法治與傳統人治的根本區別，馬克思這樣說：“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

　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因為作為引力定律，重力定律推動著天體的永恒運動;而作為落體定律，只要我違反它而想在空中飛舞，它就要我的命。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2]176 正如馬克思所說，法典是“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是不以任何人（即使是封建皇帝）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保護人民自由權益的根本依據。只有依法治國，才能杜絕傳統人治的弊端，才能將反腐倡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當今世界是法治的社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內瓦，各國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在政治安全、貿易發展、社會人權、科技衛生、勞工產權、文化體育等領域達成了一系列國際公約和法律文書。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諸實施，各國有責任維護國際法治權威，依法行使權利，善意履行義務。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義，各國和國際司法機構應該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真正做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3]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最終付諸的都應當是法治，只

　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實現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會。

　可以說，法治是對傳統禮治的揚棄和超越，是社會主義廉政建設的基礎和保障。

　（二）“人民至上”是官德的核心

　反腐倡廉的主要對象是掌握一定權力的黨員干部。習總書記曾這樣說：“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4]70 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除了法律的外在強制以外，黨員干部的品德修養（這類似于傳統社會所說的官德）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孔子所提倡的仁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官德，因為孔子認為成為君子之后的目的是做官，只有做官才有權力去治理社會，才能實現天下大治。對于為官者而言，堅守道德是必備品質，正如《論語·衛靈公》所說的那樣，“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1]161 君子即使是在窮困潦倒的時候也要堅守仁德，而小人一旦遇到困窘的情況就會胡作非為。如果一個執政者有著崇高品德，那么就會在社

　會上起到極好的典范作用，所以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1]136（《論語·子路》）孔子所言是非常有道理的，堅守仁德意味著廉潔奉公，意味著大公無私，自然能夠獲得人民的擁護。就當代社會而言，則意味著將人民至上當做根本價值理念。

　“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以現代“人民”概念的出現為前提。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人民”“民”的概念，但往往所指的是社會中的民眾或百姓，也常常表述為“臣民”“庶民”“子民”等。這些概念可以統稱為與“官”相對而言的“民”。可以說，傳統社會的“民”至少具有三個重要特征：“民”通常是指統治者之外的百姓，不包括統治者;“民”不是統治者，他們不是國家的主人，更不具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上的至上地位;“民”不具有作為一個整體人群的含義，通常是指分散的士、農、工、商“四民”。可見，傳統民本思想完全不同于現代人民概念。譬如在《論語》里，孔子雖然重視對民的教化，但并不重視民（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不會將民視為治國之本。

　人民至上意味著人民是國家的主體，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制度和社會治理都以人民為中心，政黨和國家以人

　民幸福為終極追求和奮斗目標。可以說，人民至上是對傳統仁者愛人、民為邦本思想的揚棄和超越，是為政者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源泉，是社會主義廉政建設的重要內容。

　（三）集體主義應成為所有人的基本處世原則

　任何執政者都要解決個體利益（私利）與群體利益（公益）之間的沖突問題，在孔子看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道就是以公益為重（這一點類似于現代集體主義原則）。《論語·先進》中記載：“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1]115 季氏為了一己私利而損害國家公益，這是孔子所反對的。不過孔子在這里還隱含有維護封建禮制的意味，即季氏僭越了禮制。對于家天下的君主來說，孔子為了平衡君主與公益的關系，也強調君主要克己復禮，實行德政。

　要想為廉政建設提供思想支撐，人民至上的必然要求就是集體主義原則的提倡。對于人的本質，馬克思曾說：

　“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3 作為社會中的人，必然面臨人

　際沖突，解決這種沖突的原則就是堅持集體主義。在當代社會的實際生活中，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在總體上是一致的，但這并不等于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三者利益都完全相同。三者之間在利益上發生矛盾和沖突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不過，我們并不主張像孔子所說的那樣，在沖突時完全忽視個人（正當）權益，而主張三者之間的協調。

　堅持集體主義原則，與承認正當的個人利益是一致的。不論是以集體主義否定正當的個人利益，或是以個人利益反對集體主義，都是錯誤的。集體主義首先要求人們要為社會集體利益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同時集體主義也尊重勞動者正當的個人利益，尊重勞動者個人才能的充分發揮。集體主義原則反對并譴責把個人利益凌駕在國家、集體利益之上，更不允許用個人利益否定國家和集體利益。從道德建設的角度來說，作為道德原則的集體主義一方面要求國家和集體不斷調整各種政策和措施，關心勞動者的個人利益，盡量使他們的個人利益得到發展;另一方面，也引導人們自覺以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提倡無私奉獻，以保護集體和國家的利益，從而在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實現和諧統一。

　（四）共產主義是值得所有人擁有的共同信仰

　信仰是每個人的精神支柱，具有無可替代的強大作用，樹立一種正確的信仰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極為重要。

　孔子希望在先秦時代建立一種支撐道德實踐的天命信仰，雖然并不很成功，但仍舊能夠給予我們有益啟示。《論語·述而》有云：“子不語怪、力、亂、神。”[1]72 之所以孔子不談論怪誕、強力、悖亂、神通等事，是因為這無關于道德，只有關于迷信，所以孔子才主張以具有道德屬性的天命來作為精神信仰。那么，在當今社會，我們應當樹立什么樣的信仰呢？針對于當前封建糟粕思想沉渣泛起、國外不良思潮不斷涌入，甚至一些黨員干部沉溺于宗教迷信的狀況，我們主張，所有人應當具有共產主義信仰（共產黨員是必須具有，其他人是應當具有）。

　對于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曾這樣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294 可以說，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孔子向往的大同社會，甚至比孔子向往的（帶有封建等級制色彩的）社會更好，因為這是真正實現了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

　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是廉政建設的重要指導思想，這正如習總書記所說的那樣：“要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把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統一起來，做到虔誠而執著、至信而深厚。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寬了，心胸就開闊了，就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在勝利和順境時不驕傲不急躁，在困難和逆境時不消沉不動搖，經受住各種風險和困難考驗，自覺抵御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4]116-117 廉政建設要想取得更大成就，能夠讓人們成為廉潔奉公的人，就應當讓所有人具有共產主義信仰，以信仰來支撐（以“人民至上”為核心的）道德，促使人們自覺踐行集體主義原則，并在法治的保障下懲惡揚善，從而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參考文獻：

　[1]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7-01-20.

　[4]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責任編校

　 王學青

　Integrity Ideology Contained in the Analect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XU Jin， YANG 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Hubei， China）

　Abstract：

　Superior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s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integrity construction in this new era. The Analects， the Confucius classic， is rich in its integrity ideals， mainly manifested in morality in administration， self-containment for the recovery of courtesy ，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o be prioritized， optimism and being faithful to fate， etc. Still， a dialectic analysis should not be omitted. “Benevolence to be given to others” does not equal “relying on the public”; “the rule of courtesy”cannot replace “the rule of law”; “rule by the Sage” is just utopia; what is hidden behind “fate” may be superstition. The contemporary limitations of integrity ideologies in the Analects having been objectively analyze， such ideologies as the courtesy mechanism， benevolence， gentle characteristics， belief in fate having been discarde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Analects can be found as follows：

　Rule of law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integrity construction; the people being superior lies at the center of official morality; collectivism is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all to get on with others; communism is a shared pursuit.

　Key words：

　the Analects; integrity ideology;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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