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學課程思想作為課程實施的先行價值判斷，對大學課程的實踐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就我國而言，大學課程思想首先來源于“中體西用”的政治思想，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并指導著我國近代大學課程實踐的發展。本文通過對我國大學課程思想發展演變的綜述，簡單回顧了我國近代大學課程思想的演變過程及特點。

［關鍵詞］近代高等教育 大學課程 教育思想

［中圖分類號］ G64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5843 (2008)03-0090-04

［作者簡介］張亞麗，貴州畢節學院教育系講師（貴州畢節 551700）；陳秋生，蘭州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生；王根順，蘭州大學高教所所長、教授（甘肅蘭州 730000）

大學對人才的培養最終要落實到具體的課程上，人才培養目標通過課程的實施得以實現。大學課程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人才培養的水平，而大學課程的質量水平則受制于體現教育價值觀的大學課程思想的發展水平。大學課程思想是教育者對課程實踐的一種先行價值判斷，是教育者對教育目的的要求、對知識的價值選擇以及學生對教育的需求在理論上的綜合反映，是課程實踐得以順利進行的先決要素和理論基礎。任何課程變革必定是依據一定課程思想的引領才能順利進行，這是因為，課程實踐在本質上是一種價值創造活動，因而必須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任何課程建構如若不優先考慮價值取向問題，如若沒有哲學價值論的引領，都將陷入盲目和混亂，從而以失敗而告終。①從這種意義上說，大學課程思想是打開高等教育這個“黑匣子”的關鍵所在。通過考察大學課程思想的發展演變，可以揭示出高等教育家如何根據社會和教育的發展狀況來構筑自己的大學課程思想并指導大學課程實踐，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在大學課程發展變革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②就我國而言，改革現有課程，構建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課程體系，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因此，理清我國大學課程思想的發展脈絡對當前樹立合理的大學課程思想意義重大。

在本文中，主要探討的是近代由我國政府和民間團體所創建的大學的課程建設思想，并不包括教會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課程思想。

一、中國大學課程思想的歷史演進

(一)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至維新運動：“經世致用”的大學課程思想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被打破，為適應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清政府興辦了一系列的語言、武備、技術類學校。如1862年(清同治元年)由奕沂奏辦的京師同文館，1863年江蘇巡撫李鴻章仿京師同文館在上海設立的上海同文館，1864年在廣州設立的廣東同文館等，這些都是培養翻譯人才的。同時，還有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1881年李鴻章籌辦的天津水師學堂，1886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的天津武備學堂，1895年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的湖北武備學堂。其他的還有福州電報學堂、天津電報學堂、上海電報學堂、南京路礦學堂等。雖然當時興建的高等學校從性質上來看屬于軍事和技術類學校，且很多學校層次很低，但畢竟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大學。

作為中國近代大學的先驅，這些語言、武備、技術類學校建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當時所需的語言、軍事和技術人才，“中體西用”，“師長夷技以制夷”是建立這些學校的根本目的；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的工具主義教育思想是這個時候大學課程設置的指導思想，大學的培養目標只是為了掌握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的實用技能，這從京師同文館和福建船政學堂的課程設置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見表1）。

與外國語學堂不同，福建船政學堂作為當時的武備學堂，其主要目的在于學習制造現代化的輪船戰艦。因此，在課程設置上，基本課程包括法文、英文、算術、幾何、代數、畫法幾何、解析幾何、三角、微積分、物理、機械、平面三角、球面三角、航海天文學、航行理論、地理、制圖、發動機繪制、海上操縱輪機規則及指示計、鹽重計和其他儀表的應用等；實踐課程則包括船體建造、機器制造、操縱、上船實習和裝配發動機等等。

從京師同文館和福建船政學堂的課程安排不難看出，作為中國大學的雛形，以京師同文館和福建船政學堂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大學，在課程目的上主要是培養當時社會所急需的外語和軍事人才。因此，在課程的內容安排上，中國大學從建立之初就以技術和語言教育為主要學習內容，而沒有近代西方大學創辦伊始所開設的文科、社會類課程。在課程思想上，逐步由對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視轉向對近代技術的重視，強調大學課程的工具性和大學課程在新的歷史環境下的“經世致用”，而非按照大學課程自身的規律來設置課程。

(二)從維新運動到辛亥革命：“中體西用”，科學教育思想興起

維新運動的領導人很重視教育，認為“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為本于學校”。即中國之所以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學術落后。有鑒于此，他們主張興辦西學，康有為于1891～1895年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梁啟超、譚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

維新運動期間，光緒采納維新派的建議，于1898年奏準成立了京師大學堂，并任命孫家鼐為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許景澄為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與此同時，在維新運動的影響下，清政府津海關道盛宣懷于1895年在天津創辦中西學堂(1903年改為北洋大學堂)，1897年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等。據統計，截止1921年，中國國立大學只有北京大學1所，省立大學只有山西大學、北洋大學2所，私立大學只有武昌中華大學(1912)、北京中國大學與朝陽大學(1913)、上海復旦大學、天津南開大學(1919)、廈門大學(1921)6所。而基督教教會大學則有16所之多。從專業設置和課程內容來看，大多是學習日本，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分科，如《欽定高等學堂章程》中稱：“日本高等學堂之大學預科分三部，其第一部為人法科文科者而設，第二部為人理科工科農科者而設，第三部分為人醫科者而設。今議立大學分科，為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七門，則政科為預備人政治、文學、商務三科者治之，藝科則預備人格致、農業、工藝、醫學四科者治之。”當時的高等學堂是大學的預科，課程主要是倫理、經學、諸子、詞章、外國語及文理科的一般基礎課。高等學堂和大學堂設立之初，不僅生源極少，而且其宗旨與其說是研習學術，不如說是變相地求科第。正如喻長霖在《京師大學堂沿革略》中所說的：“大學堂雖設，不過略存體制。士子雖稍習科學，大都手制藝一編，占畢咿唔，求獲科第而已。”

以京師大學堂為例，其課程分為博通學(普通學科)和專門學(專門學科)兩類。普通學科(即基本課)課程內容為：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逐級算學、初級格致學、初級政治學、初級地理學、文學、體操等,全體學生必修。同時還規定,30周歲以下學生,必修一門外語，在英、法、俄、德、日5門中任選。專門學科分為高等算學、高等格致學、高等政治學(含法律學)、高等地理學(含測繪學)、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含醫學)等10門。據此可知,“西學”(科學教育)已經占據了主要地位,成為首要的教學內容。但這些學校仍始終保留中國傳統的“中學”(人文教育)，并規定“其在講堂督課之六小時，讀中文書西文書時刻各半”。③戊戌政變后，大學堂僅設詩、書、易、禮、春秋等課程，遭到學生的不滿。張百熙受命后，增加了許多西學課程，縮減了經學課的比重，如政科一周36節課中，倫理、經學、諸子、詞章4科加起來4課時，只占總課時的1/9；藝科中經學課程的比重就更小了，一周36課時中，只占1課時。④由此，“西學”地位提高，但并未能取代“中學”的統治地位，“中學”由統治地位逐漸走向與“西學”并存。

較之洋務運動時期，這一階段大學課程在課程目的上，仍然以培養“經世致用”的救國人才為主；在課程內容上，除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內容外，就是先前的語言、技術類課程，所不同的是，涉及了更多的西方哲學、社會類和政治類課程。其不只強調對“西藝”的學習，同時也強調對“西術”的學習，即學習其先進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這些“西藝”的基礎——先進的科學理念和方法。總之，這一階段，我國大學課程雖仍沒脫離簡單的工具主義指導思想，但已從單純對技藝的重視過渡到了對科學的重視，已呈現了較為明顯的科學主義思想萌芽。

(三)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以研究為中心的功利主義大學課程思想

辛亥革命后，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得以徹底擺脫封建教育束縛，逐步走向現代化，在這一歷程中，尤其要提到的就是蔡元培及北京大學。蔡元培一生重視教育,尤其重視大學教育。他在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施展了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其教育思想也成為了辛亥革命到抗戰時期我國大學課程改革的主導思想。

大學課程思想源于學術觀念，而學術觀念又源于對大學的定位和認識。在大學的定位和認識上，他鄙棄那種把大學視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的陳腐觀念，強調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指出:“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要求學生要“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⑤從此，學術至上的思想得以確立。同時，在他看來，一所學校的聲譽與其學術地位是相對應的。因此，他從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宗旨出發，十分推重理論科學的獨特作用。在大學課程思想上，十分重視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教育，強調學生必須具備比較全面的知識。他曾說:“大學宗旨，凡治哲學文學及應用科學者，都要從純粹科學入手，治純粹科學者，都要從數學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數學為第一系。”⑥對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重視，使他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進行多種改革。首先，多方羅致學識淵博、熱心教育、具有先進思想的新派人物擔任教師，聘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史學等系教授，聘請魯迅為兼職講師，還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楊昌濟、馬敘倫、陳垣、沈兼士等造詣深厚的學者。其次，調整科系設置，實行“選修制”，規定本科學生學滿80單元(每用l學時，學完全年為1單元)就可以畢業。把“門”改為“系”，全校設14個系，系主任由教授選舉。 第三，設立評議會和教授會，提倡“教授治校”。所有這一切措施，都為大學課程的科學化和學術化奠定了基礎。

在課程的內容上，則積極主張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并提出大學課程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成就”，如物理系三四年級的《近代物理》課，內容大部選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學講授的最新材料。同時，在注意吸收歐美各國學術文化成就的基礎上，又強調結合本國的實際，保存和發揚自己的“特性”，把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張，作為學校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他在北大,“于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于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他還“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⑦如中國文學系除增加世界文學外，又于中國文學中增加了詞曲、小說和小說史方面的課程，并發起征集民間歌謠，供大學生和研究生研究。這種對中國社會實際加以考慮的做法大大增強了課程的實用性。

在這期間，北京大學作為中國大學的牛耳，在大學課程建設思想上已成功走出了清末的“重術輕學”；在課程建設上，奉行以學術為中心的課程觀，同時又十分注意學術的社會適用性。綜上所述，科學主義和實用主義是這一時期我國大學課程的指導思想。

(四)抗日戰爭時期：“政治化”的大學課程思想

1937年蘆溝橋事變，中國共產黨深入敵后，在陜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華中、東江等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根據地實施“抗戰教育”。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提出“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高等教育主要為抗日戰爭培養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在當時特殊的戰爭環境下．不允許開辦所謂的正規大學，必須實行新制度、新課程，以短期訓練為主。當時建立的高等學校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華北聯合大學、延安大學、醫科大學、軍政學院、俄文學院、民族學院等高等學校。一切為抗戰服務的教育思想也使得大學課程思想政治化，如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在學習內容上主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政治經濟學、哲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運工作、中國問題、中國革命史、日本研究、時事政策、戰略學、戰術學、游戲戰爭、射擊學、步槍學等。⑧在發展后期，隨著形勢的變化，雖然也逐步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學、文藝及醫學方面的課程，如1944年4月頒布《延安大學教育方針及暫行方案》后，延安大學不僅在課程科目設置上有所增加，而且調整了各科課程的學習時間，⑨但整體來看，大學課程思想的政治化傾向始終沒有改變。

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內，大學課程思想卻有所改變，其代表為西南聯合大學的課程思想。西南聯合大學是抗日戰爭時期由國內的三所著名大學——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昆明聯合組成的。在大學課程思想上，“通識教育”的理念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在課程目的上，注重培養學生扎實的基礎科學知識，綜合思考問題的能力和創造性的思維，因此，文科學生和理科學生對人文和自然科學知識都有廣泛的涉獵，不僅能夠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而且具有廣博的基礎科學知識和較強的綜合適應能力,成為文理兼備的優秀人才；在課程設置上，強調對基礎理論的學習和課程的專業化及課程的適用性和針對性，其課程主要由共同必修課、專業必修課和選修課三部分組成。其中，全校性的共同必修課主要集中在一年級，一般包括：國文、英文、三民主義、倫理學、中國通史、世界通史、1門社會科學基礎課目(可任選：社會學概論、法學概論、政治學、經濟學)和1門自然科學基礎課目(可任選：地學概論、普通心理學、普通地質學、普通生物學、普通物理學、普通化學、普通數學、微積分)。原則上共同必修課是所有學生必修的，不過各院又可根據需要進行調整，如文法學院對上述社會科學基礎課目必修2門，理工學生對上述自然科學基礎課目必修2-3門，工學院則可以不修中國通史。⑩與此同時，對體育課程的重視也是西南聯合大學的一個重要特色。在西南聯大的課程表中，將體育列為必修課，本科四年必須修習，且體育課和軍事訓練單獨計學分，不及格不能畢業。在課程的實施上，則實行選修制和學分制，如文理工及法商學院的學生在修業期間，必須修滿132學分，另加“黨義”2學分，體育8學分，軍事訓練6學分，總計為148學分；師范學院學生在修業期間，必須修滿156學分，另加黨義、體育、軍訓的16學分，總計172學分。B11

二、近代我國大學課程思想的特點

(一)大學課程思想的發展以學習外國為主

培養先進的人才就要有先進的課程，而先進的課程設置又需要有先進的課程思想作指導。我國近代意義上的大學誕生于洋務運動初期，作為舶來品，在成立伊始，并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大學課程思想，從京師同文館和福建船政學堂建立初期對技術類課程的強調，到維新運動時期對科學課程的重視，再到蔡元培以德國洪堡大學理念改造北大課程和實用主義課程思想的盛行，直至后來西南聯合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思想，我國近代大學課程思想無一不是承襲、移植外國高等學校課程思想。通過參考發達國家的大學課程思想來指導我國大學課程的改革，有利于我國大學課程結構和內容的進一步優化，但過分對外國大學課程思想的學習和借鑒，又造成我國大學課程思想主體性的缺失，不利于我國大學課程思想的持續發展。

(二)大學課程思想以政治論為哲學基礎

按照約翰•S•布魯貝克的劃分，高等教育哲學主要分為兩種：其一，以認識論為哲學基礎，把以“閑逸的好奇”精神作為追求知識的目的；其二，則以政治論為基礎，認為人們探討深奧的知識不僅是出于閑逸的好奇,而且還因為它對國家有深遠的影響。B12就我國而言，我國的高等教育是以政治論為其哲學基礎，不僅關心知識本身，更關心知識對國家的作用。具體到大學課程思想上，則表現為大學課程思想缺乏獨立性，過分關注社會政治、經濟需要。從中體西用對“西藝”的學習，到維新時期對“西術”的追求，再到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對北大課程的改革，直至抗日戰爭時期課程思想的政治化，每一次大學課程思想的調整更多源于社會政治需求的變化，而不是大學課程思想自身的邏輯。大學課程思想的政治功利色彩雖有利于大學課程思想的實施，也會在一定時期內滿足學生及家長的需求，但過分關注外界需求又造成了我國大學課程思想對基礎理論課程的重視不足，既不利于大學課程思想自身的發展，也不利于我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的提升。

(三)大學課程思想易受國家政治思想影響

大學雖然是具有一定自治權的機構，但作為社會的附屬機構，在強有力的經濟和政治影響下，大學也必須對社會政治、經濟作出適當的調整和反饋。大學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首先表現在培養目標上；更為重要的是表現在課程的設置和內容上，這是由于人才培養的規格和類型最終是由課程的設置和內容所決定的。大學課程思想作為教育者對課程實踐的一種先行價值判斷，是教育者對教育目的的要求、對知識的價值選擇以及學生對教育的需求在理論上的綜合反映，是課程實踐得以順利進行的先決要素和理論基礎。有鑒于大學課程思想的重要性，在對大學課程的控制和影響中，大學課程思想倍受社會統治階層的重視。就我國而言，我國的大學課程思想從一開始就深受社會政治的影響。從學習外國先進科技、軍事技能的京師同文館，福建船政學堂所實行的中體西用的大學課程思想，到甲午戰爭后維新變法時期科學主義課程的興起，到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對大學課程的改造，再到抗日戰爭時期為抗戰服務的大學課程思想，這些大學課程思想的變化無一不是對社會政治、經濟的適應所作的調整，尤其受到了社會政治思想的影響。

(四)大學課程思想重視課程內容的科學化

重視大學課程內容的科學化，強調學科中心的課程模式，是我國大學課程的一個重要特點。從我國近代大學的產生來看，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大學的產生源于對現代科技的需求，其產生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師夷長技”，學習現代化的軍事、科技技術，以便能夠抵制外來侵略。尤其是近百年來，我國始終處于外國的侵略壓迫之中，究其根本，主要是在于我國軍事、科技等的落后。因此，作為一個國家的科技文化創造中心，中國大學從建立之日起便將發展現代科技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使命，表現在課程上，則是對學科中心課程模式的追求和課程內容上的科學主義傾向。從福建船政學堂對近代科技的重視到維新時期科學教育思潮的興起，再到蔡元培時期大學課程對學術的追求，直至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對課程專業性和基礎性的強調，注重課程內容的科學化和對現代科技的學習始終是我國大學課程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

注釋：

①靳玉樂.論基礎教育課程發展的新理念［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2，(4).

②郭德紅.20世紀美國大學課程思想演變［D］.河北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

③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656-657.

④李國鈞,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6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248.

⑤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

⑥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82.

⑦蔡元培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1.

⑧⑨曲士培.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高等教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1，97-99.

⑩黃欣.西南聯大課程設置的特點及啟事［J］.江蘇高教,2003，(2).

B11何華煒,周曉玲.西南聯大課程的特點與啟示［J］.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6).

B12約翰•S•布魯貝克著,王承緒等譯.高等教育哲學［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3-15.

參考資料：

［1］顧明遠.中國高等教育傳統的演變和形成［J］.高等教育研究,2001，（1）.

［2］施莉.蔡元培高等教育課程思想初探［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4，（12）.

［3］白宗新.我國近代大學課程的發展與問題研究［J］.遼寧教育研究，2006，（10）.

［4］鄭翠飛.試析“中體西用”思想對中國近代大學課程設置的影響［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7，(6).

［5］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6］孫培青.中國教育史［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7］呂達.中國近代課程史論［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8］余立.中國高等教育史(下)［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9］潘懋元,劉海峰.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高等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10］孫培青,李國鈞.中國教育思想史(第三卷)［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

［11］董寶良,周洪宇.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與流派［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責任編輯：袁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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