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漢語詞語，拼音是jiǎng gǎo，意思是演講、報告或教課前所寫的底稿，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作風建設黨課講稿20204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作風建設黨課講稿20204篇

第1篇: 作風建設黨課講稿2020

牢記兩個務必加強作風建設黨課講稿

　　授課對象：科級以下黨員干部
　　授課目的：重溫“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教導，確立執政為民的理鋨念，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做到夙興夜寐、勤奮工作。”向時代和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授課時間：一小時以下
　　授課形式：電視授課
　　黨員干部同志們：您們好！
　　今天，我根據紀檢委的安排，利用電視這一現代化的傳播媒介和大家一起上一次黨課，這次黨課的題目叫《牢記兩個務必　堅持執政為民》。
　　我主要講三個問題：
　　一、“兩個務必”集中回答了共產黨人如何正確對待勝利和執政的考驗，是我們黨的傳家寶。
　　二、胡錦濤同志重提“兩個務必”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三、必須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權力觀，堅持執政為民
　　現在講第一個問題：“兩個務必”集中回答了共產黨人如何正確對待勝利和執政的考驗，是我們黨的傳家寶。
　　想必大家都知道“兩個務必“是什么？那就是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講的。55年前，毛澤東同志和中共中央機關移駐西柏坡。這個時期，正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時期。三大戰役已經結束，新中國即將誕生，我們黨面臨著從農村到城市、從革命戰爭到和平建設、從奪取政權到掌握政權的歷史性轉折。面對勝利和成功，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地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五十四年前,毛澤東同志在西柏坡曾意味深長地把共產黨執政喻為進京“趕考”。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離開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臨行前，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睡眠不足，勸他注意休息，毛澤東興奮地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來接茬兒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進京后不久的一天，毛澤東準備會見民主人士張瀾先生，吩咐衛士長李銀橋找一件好點兒的衣服。李銀橋從毛澤東僅有的幾件衣服里選了半天，也未能找出一件不帶補丁的，就對毛澤東訴苦道：“主席，咱們真是窮秀才進京趕考，一件好衣服都沒有。”毛澤東說：“歷來紈绔子弟都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
　　　這之后，我們黨對牢記 “兩個務必”的問題一直高度重視，總是反復地、經常地向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加以強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一再告誡全黨：“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老老實實地艱苦創業。我們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后，這就決定了我們還要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他還說：“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敗現象。”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同志反復強調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永遠艱苦奮斗。１９９１年９月，江澤民同志專程去到西柏坡，強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黨同志必須始終堅持“兩個務必”，并作了重要題詞：“牢記‘兩個務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１９９５年，江澤民同志強調：“艱苦奮斗，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是我們黨保持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一個法寶，也是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政治素質。我們黨正是靠艱苦奮斗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過去干革命需要艱苦奮斗，今天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樣要靠艱苦奮斗。”１９９７年，江澤民同志指出：“黨的性質和肩負的歷史使命，決定了我們艱苦奮斗的本色。實現黨的崇高理想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奮斗，廣大黨員和干部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要發揚艱苦奮斗精神，永不停步地前進。”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他到河北考察工作時，再一次要求全黨同志堅持“兩個務必”，指出：“要結合新的實際在全體黨員干部中廣泛開展堅持‘兩個務必’的教育，使全黨同志在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扎扎實實地為國家和人民工作。”
　　“兩個務必”是我們黨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一個重要法寶，是共產黨人的傳家寶。
　　５０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六位，國內生產總值突破１０萬億元已大關，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們從實踐中找到了取得成功的經驗。這些經驗將引導我們繼續沿著正確的道路闊步向前，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二、胡錦濤同志重提“兩個務必”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００二年十二月五日，黨的十六大剛剛閉幕半個多月，新當選的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一些同志，輕車簡從，到西柏坡進行學習考察并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開宗明義說：“ 這次，我和中央書記處的幾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來，主要目的是回顧我們黨帶領人民進行偉大革命斗爭的歷史，重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牢記毛澤東同志當年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從自身做起，并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大力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為實現黨的十六大確定的目標和任務開拓進取、團結奮斗。”胡錦濤指出， “ 現在，目標已經確定，藍圖已經繪就。要實現宏偉目標，把藍圖變成美好的現實，需要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艱苦奮斗。在這樣的時刻，重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重溫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關于全黨和全國人民要長期艱苦奮斗的一系列論述，結合新的實際堅持做到“兩個務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重提“兩個務必”是我們黨應對國際國內形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們既面臨巨大的機遇，也面臨著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必須戒驕戒躁，再接再厲，開拓創新，才能鞏固和提高小康水平，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肩負的任務還很艱巨，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挑戰還很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停滯不前，必須始終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為完成歷史使命不懈奮斗。
　　第二，重提“兩個務必”，是改進黨的作風，加強黨的建設，執政興國的需要。可以說，與毛澤東當年提出“兩個務必”時的情況相比，就總體而言，今天的黨員干部，沒有在革命戰爭和地下斗爭那樣嚴酷的環境中，真切體驗過共產黨與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及其對生死存亡所具有的決定意義。再就是，今天的社會經濟條件不知好過當年多少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曾告誡過的危險已顯著增大，很有一些干部已不懂得在人民面前要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嚴重脫離了群眾，已不懂得在工作中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一味沉湎于奢華，更甚者直至腐敗墮落。這表明，我們的干部隊伍是存在弱點的，是有些病患的。
　　往近處說，胡錦濤同志重提“兩個務必”對我縣也具有極為重大的現實意義，縣委副 書記周海黎同志在全縣思想作風集中整頓活動動員會上，把我縣少數干部思想作風存在的問題，歸納了七性個方面：一是在工作狀態上，一些干部思想不夠解放，工作思路不清，不思進取，甘居中游，安于現狀，得過且過；二是在服務大局上，一些單位和部門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的意識不強，工作效率不高，凡事從本部門和小團體利益考慮，缺乏全局觀念和協作精神，辦事環節多，工作推諉扯皮，影響全局工作和政令的暢通；三是在宗旨觀念上，少數干部不注意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久拖不辦，對待群眾態度粗暴，作風惡劣；四是在工作作風上，有的干部形式主義嚴重，熱衷于搞表面文章，有的作風浮漂，工作不主動、不深入，放不下架子，不是真抓實干，而是推推動動，撥撥轉轉；五是在價值取向上，有的干部對基層和群眾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有的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嚴重，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六是在生活作風上，少數干部怕吃苦、講條件，生活上追求享樂、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中午喝酒，下午睡覺，晚上打牌，白天睡覺。圖安逸，講排場，比闊氣，鋪張浪費；七是在紀律觀念上，一些干部團結意識不強，鬧分裂，互相告狀，一些干部紀律松弛，自由散漫，嚴重敗壞了黨員干部的形象。上述這些現象和問題雖然只存在于少數部門和少數干部身上，不能代表主流和整體，但其負面影響卻不容忽視，與全縣上下奮力攻堅的氛圍極不協調，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警覺。
　　第三，重提“兩個務必”的現實意義還在于我們有的黨員干部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新的形勢下，“艱苦奮斗過時了”。 胡錦濤同志尖銳地指出： “這些年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黨員隊伍和干部隊伍中有滋長蔓延之勢，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在一部分黨員、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數人那里甚至被丟得差不多了。”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講艱苦奮斗，當然不是要人們去過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質利益”。艱苦奮斗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歷史階段的新的內涵是：自強不息、不怕困難、勤奮工作、節儉簡約。這幾個方面，綜合體現的就是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作風。艱苦奮斗已經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一種現代精神。
　　艱苦奮斗只是一個手段，而不是目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實現小康，為人民群眾、為子孫后代創造一個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才是我們艱苦奮斗的真正目的。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苦行僧，不是為艱苦而艱苦。當年革命前輩爬雪山、過草地，拋頭顱、灑熱血，為的是子孫后代能過上幸福生活。我們講艱苦奮斗，根本目的就是要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斷把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
　　對此，胡錦濤同志尖銳指出： “那種認為艱苦奮斗是老一套、已經過時了的想法是錯誤的，也是很有害的。”他并且說：“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國家，是難以發展進步的；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政黨，是難以興旺發達的。”
　　總之，“兩個務必”之可貴，在于它體現了在形勢大好、不斷勝利之時一種難得的冷靜和清醒，在于它體現了由古今中外治亂興衰的歷史而凝成的經驗和教訓。
　　我國已經進行了兩個多月、目前仍在進行的抗擊非典人民戰爭也充分說明了重提牢記兩個務必，堅持執政為民的現實意義。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一種神秘的肺炎在我國的廣東省傳播開來，３００人被感染，５人死亡。這種病就是 “非典型性肺炎”，簡稱“非典”，也叫SARS。到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１日，全球已有２７８１人被感染，１１１人死亡，病死率為４．０％，已擴散到五大洲的１９個國家，占全球２０６個國家的９．２％。　突如其來的災難，使我們的國家面臨嚴峻考驗。新一屆中央和國家領導，情系百姓，依靠群眾，深入基層，艱苦奮斗，帶領全國人民萬一心，眾志成城同非典病魔作斗爭。終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任，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稱贊。這次非典危機讓人們看到黨和政府是多么關心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危，可以說政府對人民生命的關注超超過了對GDP的關注。特別是胡錦濤同志一句“我很揪心”，更是給人送去一股春天般的溫暖。與此相對照，也讓人們看到在非典襲來之時，張文康以及XX市的某些官員，先考慮經濟，考慮本地區，本部門和本人的所謂“面子”，其結果是貽誤了戰機，做出了違背民心，妨害大局的選擇，導致了經濟蒙受損失，也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有人認為張文康不是最壞的官員，言下之意被免職有些虧。到底虧不虧：中國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發現非典病例，身為衛生部長，在２００３年４月初的新聞發布會上，張文康還信誓旦旦地說“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到中國旅游是安全的。”可緊接著，就有國際勞工組織的官員殞命XX。可以說張文康是求榮取辱。為什么會有求榮取辱的事發生，思想方法不對頭，沒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沒有顧及大局，只是站在個人、單位、小團體利益的角度上思考問題、想辦法，與自己的目的相左的結果落在自己頭上也就不足為怪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病在擊倒一些中國民眾的同時，也折射出了部分干部身上拖延懈怠和敷衍塞責的慣性。　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親臨一線指揮抗擊非典的同時，下決心用猛藥醫治吏治中的頑疾，大范圍處分失職官員。在受到免職、撤職乃至開除公職處理的干部中，有省部級“一把手”、縣委書記、縣長，還有局長、科長、衛生院院長等等。
　　中組部一位官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這是中國首次在突發災害事件中，就同一問題連續地、大范圍地處分失職官員。社會各界乃至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為切實轉變政府工作作風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擁護。”
　　一位直接辦理處分干部的市委書記說： “與中國政府最近爭分奪秒處理北大、清華爆炸案件和做好海軍失事潛艇善后工作一樣，中國政府嚴肅處理這些失職干部就是為了在任何災難襲來的時刻，以及在一切日常工作中，最大限度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同時，這一做法也必將促進中國干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意識的增強和工作方式的轉變。
　　三、必須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權力觀，堅持執政為民
　　權力問題也是世界觀問題。能否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對一個黨員干部的思想和行為具有重大影響。是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視作為人民服務的手段，還是把它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這是衡量權力觀是否正確的分水嶺。對于掌握權力的黨員干部來說，首要的素質就是具有正確的權力觀，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的堅定信念。而要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即執政為民的權力觀，就必須明確三個認識，處理好三個關系
　　㈠、在權力來源上，要明確認識到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正確處理好對領導負責與對群眾負責的關系。
　　樹立執政為民的權力觀，首先要正確認識我們手中權力的來源。我們黨的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必須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顯然，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干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姓“民”名“公”，只能用來為民謀利，而絕不能用來謀私。這是我們應有的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然而，現在卻有少數黨員干部把“權力之源”開錯了，不是甘為公仆，而是想做老爺；不是用權為人民，而是以權謀私。在這些人看來，只有上級才能決定自己的升遷和前程，所以只須向上級某一個領導、某一個“靠山”負責就行，結果導致以“上”為本，唯“上”是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也就屢禁不絕。
　　既然權力來源于人民，屬于人民，就必須用于造福人民。樹立執政為民的權力觀，從根本上講就要處理好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關系。一般說來，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是一致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二者的關系往往不容易協調。上級機關的決策多是從全局從宏觀上著眼的，要做到既對上級負責又對人民負責，最關鍵的是必 須把上級的批示與本地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當上級的決策與本地的實際條件、與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存在一定差距時 ，就不能不顧客觀因素和群眾的要求，以簡單粗暴的方法和作風，硬性攤派，大搞“吹牛項目”、“強迫工程”。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作法也是不會受到上級領導機關的贊許的。為此，我們應當在結合本地實際貫徹上級決策方面，必須體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必須把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統一起來。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和執行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努力實踐“三個代表”的要求，做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
　　㈡、在權力的性質上，要明確認識到權力就是責任，領導就是服務，正確處理好“主人”與“公仆”的關系
　　　我們黨執政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黨員干部在國家各級機關掌握權力，實際上是在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共產黨人認為權力就是責任，權力就是奉獻，領導就是服務。面對權力，有掌權為奉獻和索取兩種根本對立的權力價值觀。掌權為索取，是剝削階級的權力價值觀。在這種觀點看來，權力的價值就在于滿足個人和少數人的私欲。共產黨人堅持執政為民的權力觀，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評價權力的價值，認為領導權就是服務權，只能為人民謀取利益，而決不能以手中的權力作為謀取個人和少數人私利的手段。
　　既然權力就是責任，領導就是服務，那么每一個黨員干部，無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要擺正“主人”和“公仆”的關系，切不可將其顛倒。擺正“公仆”的位置最核心的就是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想群眾之所慮，急群眾之所難，謀群眾之所求，關心群眾的疾苦、關心群眾的具體利益。全體黨員干部都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在迎來送往中樂此不疲；不在燈紅酒綠中流連忘返；不在升官發財中煞費苦心；不在文山會海中虛渡光陰。無論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清正廉潔，一身正氣，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辦實事。
　　㈢、在權力目的上，要明確認識到共產黨人執政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正確處理好政績與職位的關系
　　在權力目的上，共產黨人追求的是運用權力為民謀利益。權力目的有進步和腐朽、正確與錯誤、高尚與卑鄙之分。為個人和少數人掌權用權，是腐朽、卑鄙和錯誤的；為民族、國家和多數人的利益掌權則是進步、高尚和正確的。共產黨人執政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共產黨人執政的近期目的是帶領全國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因此，樹立執政為民的權力觀，最根本的是要解決好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連系問題，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連系是我們黨的優良作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本質特征，也是我們黨最根本的一條政治優勢。在人民群眾中成長、成熟和發展，始終為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斗，是我們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所在。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胡錦濤同志重提“兩個務必”，就是要告誡全黨同志要十分警惕和防治出現濫用手中權利而脫離群眾的現象。世界上一些大黨老牌執政黨相繼喪失執政資格，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背離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這種歷史教訓，我們必須時刻警惕，引以為鑒。
　　既然共產黨人執政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那么“官”就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權”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就要處理好政績與職位的關系。一是要明確當官要為人民做事，做事不是為了個人當官。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為人民群眾謀利益上，至于個人升降去留，應坦然地接受黨和人民的選擇，有“天下第一縣衙”之稱的內鄉縣衙有副對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說的就是做官的道理。人在仕途，不必對得失榮辱看得過重，而須時時想想怎樣才能做個對地方、對百姓有用的官。 “這獎那獎不如老百姓的夸獎，金杯銀杯不如群眾的心碑”，一個干部在一個地方或一個單位當領導，最重要的是得到群眾的認可和愛戴，這才是我們永遠的追求。二是要明確人民的“公仆”所追求的政績，不是單單做給領導看、只對上級負責的政績；不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弄虛作假、竭澤而漁、損害人民利益的政績；不是打著為群眾辦實事、謀利益的旗號，挖空心思為個人營造“形象”、增添“光彩”的政績。任何“政績”，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必須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舍此就談不上什么“政績”。三是要明確什么“政績”也不能做為向黨紀國法、向人民群眾討價還價、索取“特權”的價碼。現實生活中，也確有一些腐敗分子曾經做出過一定的“政績”，但是由于他們沒有真正樹立執政為民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最終還是被人民所唾棄，被歷史所淘汰。
　　綜上所述，“兩個務必” 集中回答了共產黨人如何正確對待勝利和執政的考驗，是我們黨的傳家寶；胡錦濤同志重提“兩個務必”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它體現了在形勢大好、不斷勝利之時一種難得的冷靜和清醒，在于它體現了由古今中外治亂興衰的歷史而凝成的經驗和教訓；我們的黨員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做到夙興夜寐、勤奮工作。”
　　同志們：
　　我們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形勢任務與過去大不相同，但“考試”并未結束，“兩個務必”仍需牢記在心。在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考試主題依然不變，就是堅持黨的宗旨。自己是“考生”，人民是“考官”，自己是公仆，人民是主人。評判“考生”、公仆成績的唯一標準，就是人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讓人民滿意、擁護、高興、答應的正確答案和正確方法，就是堅持做到“兩個務必”，堅持執政為民，在新的“趕考”中向時代和人民交出滿意的答卷。
　　討論題：一、艱苦奮斗的精神過時了嗎？
　　二、我們怎樣才能做到執政為民？
　　　　謝謝大家！
　　---------李建勛
　　

第2篇: 作風建設黨課講稿2020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實事求是

（黨課講稿）

前 言

大家好，我們接著講關于作風建設的問題，那這一講講的是“實事求是”這個命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實事求是是極端重要的理論武器，極端重要的作風路線，為何這樣說？實事求是這個話說了大家都懂，但為什么單單只有共產黨這樣，絕非如此，任何一個政黨要是能夠做到實事求是，它肯定能夠永遠地執政下去，因為不是任何一個民族，不是任何一個文明，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真正參透實事求是的意味。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文明都是在宗教思想的引領之下形成的，那宗教思想來自于實踐，但它的追求未必真的符合現實生活，所以，要在人的生活領域的所有方面、所有的環節都做到實事求是，這實在是不太容易，其實對于個人而言也是這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認同的原則，可自己人推的理想和原則未必也符合情況，不然的話人生怎么會經常遭遇挫折呢。對于一個人是這樣，對于一個黨更是如此了，我們講實事求是，必須得先領會實事求是的含義，它有哪幾個層次。

一、“實事求是”要求黨員干部會學習、善于學習

首先，實事求是要求黨員干部會學習、善于學習，那為什么要從學習的角度談實事求是？因為實事求是首要體現的是一種學習態度，其次，它體現的是一種實踐態度，當然，這是我們做到實事求是的步驟，從另外一個層次上來說，實踐是根本性的，我們是為了能夠有實事求是的實踐，才有了實事求是的學習，但對于一個人能否做到實事求是來說的話，先得實事求是的學習，才有實事求是的實踐。

實事求是為何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在作風建設當中的一個追求？它直接的引導是來自于毛澤東主席的這句話，“實事求是，努力工作”，這是1941年冬，毛澤東主席為中央黨校的題詞。

當時中央黨校的教育長彭真，曾向毛澤東請示，為中央黨校要題一個校訓，毛澤東說應該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所以很多人回憶到，毛澤東是1943年11月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的，根據是1943年11月7日，中央黨校大禮堂竣工前有人提議要在大禮堂正門上掛一個校訓題詞，于是就有人請中宣部的范文瀾，說：“范老先生寫幾個字吧。”結果范老先生寫了幾個字，自己感到不滿意。于是他就提出索性找毛主席來說，毛主席同意了，就寫了“實事求是”這四個大字。其實毛澤東在1941年就有了這樣一個題詞，當時他不是在中央黨校大門口提的，這是他在報紙上提的一番字，其實“實事求是”這個字最早應追溯到1941年。這是一個典故。

但實事求是，為什么毛澤東主席會提這四個字？其實是得益于他扎實的國學功底，毛主席非常厲害，他的中國傳統哲學的修養極深，國學功底極深，實事求是是中國傳統哲學里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最早這四個字是來自于班固的《漢書》，班固說當時的河間王劉德這個人是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后來唐代的顏師古對《漢書》進行評注的時候，他對這句話的注解是“務得事務，每求真是”，對所有的事情，劉德這個人都要求其本源，這個態度在生活當中真的是不易事事都做到的，實事求是其實是一則古訓。

這則古訓的意韻更加地深遠，實事求是在人的作風上就體現為要杜絕待人接物中的偏執，盡管孔子、老子，儒家經典學說當中最早是沒有“實事求是”這四個字的，但它已經表達出了這樣的意思，例如孔子在《論語?子罕篇》中就提出，“子絕四”，有四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他講的是，“毋意，毋必，毋古，毋我”，其意是不要太固執，在待人接物當中不能太固執己見，有時候太固執己見，就會偏離事情的真相了。

那漢代的鄭玄對這句話有這么一個評價，叫“以道為度，唯道是從”，要以客觀規律為自己的尺度，講的是實事求是。到了南宋，朱熹也有一番自己的闡述，執中而無權，則膠于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真要做到沒有偏執，什么事情就要放松心態，站在一個中間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如果你不知道變化的話，那就是偏執了。講得也很好，我們有時候自己想法未必是對的，別人的想法也未必是對的，我們走一個中庸之道的態度，有時候中庸之道并不是和稀泥，很多人對中庸的理解不對，中庸其實是讓我們跳出來觀察問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所以實事求是是中國古代人的一個智慧。

古代人還提出了一個原則是在閱讀過去人的文獻的時候，要站在過去人的角度思考問題，不要站到今天的角度思考問題，更不能想當然，這樣的話才能理解這些文獻的含義，這是要在學習當中做到實事求是。孟子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話講得非常地精彩，你要談到一個古人的思想，你可以讀他的詩和書，但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他這個人活在怎樣的世上，你真能讀得進去嗎？就像我們今天讀馬克思的著作，我們不知道馬克思當時那個時代的時代環境，我們能夠明白他要講什么嗎？所以他說，一定要知道古人所處的世界是什么樣的，我們才能跟古人交朋友，這個話真的講得非常生動。似乎很好理解，但其實無論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還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上，出現了太多的教條主義，原因就在于不懂得如何跟經典作家交朋友，不知道他們那個時代的環境是怎樣的，所以我們對他們理論的理解都出現了偏差。在學習當中不懂得實事求是，在待人接物的過程當中自然就會產生偏執，其實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我們在黨校學習，很多領導干部自己的心中都有很多想法，這些想法許多也是從書上讀到的，但如果他們不能夠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去運用這些想法，就會形成偏執，就會抱怨自己的實踐環境，但其實不是環境錯了，是他沒有理解環境，這是中國人也常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道理。

下面我們回到班固的《漢書》里的這段記載，它記載的是河間獻王德（劉德），它是這樣講述這個過程的，河間獻王德，劉德這個人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個人從民間得到了許許多多的善書（原本書），不是后面人抄錄的書，當時也沒有印刷術，也沒有今天的版權，書都是抄寫的，抄寫就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錯誤，他從民間得到了很多書的原本，所以這個人非常地重真。他就把這些原本當中的真本都保存下來了，他為了能得到真本，他加金帛賜以招之，誰能給我這些原本，我就給他金錢，就賜他玉帛，非常地大方，所以四方道術之至人（做學問的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王者。祖宗上留下來的舊書都獻給流了了，所以他得到的書非常多。與漢朝等，與朝廷的藏書都可以等量齊觀，而且他還特別批評的一個人淮南王劉安，劉安這個人也很了不起，他的能下有許許多多的學士為他專門撰寫了一部書是《淮南子》（亦稱《鴻烈》），這部巨著是由我們研究漢代思想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但班固卻認為劉安這個人也很好書，但他招的人率多浮辯，大多的人給他的不是真本，而是浮于淺層次的表象的，喜歡討論一些理論問題，當然班固認為光在淺層次上討論理論問題，顯然是實事求是，這個批評對我們來說也非常地有教義，大家經常也會爭論一些理論問題，但爭論的是真問題還是假問題，你看的這些文獻有沒有考證和考據過，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劉安的做法也有其意義，但從實事求是的態度上來說，劉安確實不如劉德，班固就講劉德所得的書都是先秦舊書，那是很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書籍非常難以保存，孔子說在他的那個時代能看到夏朝的書非常難得，書籍很難保存，經常有戰亂和大火，但劉德得到的書，這些書許許多多的都是先秦的孤本。

所以，班固就認為劉德這個人的做法叫“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后面還提到了劉德這個人非常重視學術，經常與一些儒生在一塊討論問題，其實是基于他做學問的態度非常扎實。共產黨人是講究學習的，學風是作風的前提。如果你沒有好的學風，我們很難談得上有好的作風。劉德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人的學風過硬，所以他在作風上也能得到大家的喜愛。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清代的乾嘉學派，晚清的乾嘉學派是將“實事求是”這四個字的古訓發展到極致的，在他們的思想當中，什么叫實事？實事即是問題所要解釋的對象，我特別要強調兩個字“解釋”，“解釋”二字是中國傳統的實事求是，與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之間的一個差別，馬克思曾說過，過去的哲學都是在解釋世界，但哲學的任務是要改造世界。中國古代人的實事求是主要是解釋對象，而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是要解決問題，但沒有在解釋對象上秉承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那就不相信在解決問題上也能實事求是。乾嘉學派的思想里認為實事是解釋問題的對象，求是問題的解釋方法，是是問題的解釋目標，這概括得非常精妙。乾嘉學派具體的學術思想在這里就不作闡釋了，我們所要談的是他們的思想態度對我們今天來說是怎樣的一種教義。

這個我們從乾嘉學派的大師戴震當年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戴震難師》，以前叫《戴震問師》，通過他的這個故事我們可以領會一下。這一段話講的是《戴震難師》的故事，戴震10歲那年才能說話，這有夸張之言，它說：“蓋蘊蓄者久矣。”這個人一直都很聰明，智慧藏在肚子里面太久了，把他身體的某些機能給壓制住了，所以導致他10歲才能說話，他說話之后，“就傅讀書”，就跟著師傅讀書，“過目成誦”看完之后就能朗誦，“日數千言不肯休”，他一天能說那么多的話，或能朗誦那么多的東西，有一次老師在教授朱熹的《大學章句》的這本書當中，教授到“右經一章”，于是他就問老師說：“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孔子的這句話，他怎么可以知道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把這句話表述出來的？于是老師就問了，“這個你不能質疑，這是朱熹所說的。”在明清時候朱熹可是大圣人，那可是僅次于孔孟的圣人，明清時期所有老學者讀的孔孟的四書五經的話全是朱熹注的，朱熹的話怎能質疑，這是朱熹說的，不能懷疑。那戴震就請教老師說：“朱熹什么時候的人？”老師說：“朱熹是宋朝人。”“那孔子、曾子什么時候的人。”老師說：“是周朝人。”戴震又問：“周朝和宋朝隔了多少年？”老師說：“隔了2000年”，那戴震就問說，“你老師你給我解釋一下，這朱熹怎么就知道2000年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這下子老師被問得沒話可說了，就說：“哎呀，這可真不是一個一般的小孩。”這句話是著名的《戴震難師》的故事，講的也是實事求是的精神。朱熹是當時學術界的權威，那權威說的就一定正確嗎？權威的解釋就一定正確嗎？所以，整個乾嘉學派是要返璞歸真，回到孔孟的經典當中去解釋問題的本源到底是什么。所以，朱熹這段難師的故事現在已經收入了中學的語文課本，這一點做得非常好，從孩子啟蒙時代就要學會一種刨根究底、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還是那句話，學習上實事求是，工作上才會實事求是。這是朱熹的故事，它講究的是傳統的中國人在學習上講究的實事求是。

那一提學習我們就想到了中國人是一個非常善于學習的民族，尤其是近代以來我們遭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歷史，但反過來我們也要想，其實這段歷史也是我們努力學習的一段歷史，我們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如我們在器物上學習西方，“洋務運動”，我們學習西方開設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機器局，在器物上學習西方。我們為了學習西方，還派遣幼童出國留學，學習西方的技術。但器物上學習西方，其成果后來被證明很大，但不是根本性的，甲午海戰一敗便知道了不能光在器物上學習西方了。

在很早的時候，在“洋務運動”開始之初，我們在學習西方的時候也并不局限于器物，我們也學西方的一些科學，左下部分的照片是在中國最早的大學里，這些留著長辮子的學生都在學習西方的數學，嚴復很早就開始翻譯西方的一些哲學著作，當然嚴復比較晚，嚴復的影響力都在甲午之后。

后來又發現光學習西方的技術和思想也沒有用，更重要的是要學習西方的制度，所以在甲午之后，中國思想界就分裂出了改良派和維新派以及后來的革命派。改良維新派設計了一套君主立憲的制度藍本，主要是學習英國，更主要的是學習日本，英國是虛君立憲，日本是實君立憲，這兩種方案在當時都被拋了出來，所以在1905年的時候，甚至清王朝還出國到英國考察他們的制度結構，和我們今天期盼的西方人的憲政模式，當時我們還派人出去考察。維新派經歷了“百日維新”，后來失敗了，但它已經證明了在制度上一味地學習西方、照搬西方是不太科學的，但似乎制度上的照搬并沒有因維新派的失敗而終結。

清王朝自己也試圖進行了改良，后來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證明在實踐當中遭遇了挫折，議會成員大部分是皇族內閣，所以導致了人們極度的不滿，到最后索性就革命了，但革命最后所確立的制度模型也是來自于西方的，所以無論是通過“戊戌變法”、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后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所有的學習都是在一味地照搬照抄，中間其實中國因素并不多，所以，這樣的學習很顯然是失敗的，我們中國人強調以古為鑒，近代人強調以西為鑒，無論是以古為鑒，還是以西為鑒，不搞清楚古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情況，都做不到實事求是。所以，中國古代的智慧講得還是對的，只有搞清楚古人和西人他們所處的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和社會，我們才能談得上與他們交朋友，我們才能談得上正確地學習他們，這是實事求是的本源。中國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但近代以來很多的學習都因沒有做到實事求是而失敗了。

那共產黨人的學習又如何？共產黨人最早的學習其實也沒有做到實事求是，如果近代以來所有的挫折來自于全盤西化，共產黨人最早的失敗就來自于全盤的俄化，那共產黨人為什么后來能走向勝利？就在于這樣的學習真正擺脫了全盤俄化思想的束縛，我們懂得了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二、實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實踐”

所以第二部分是實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實踐，如果中國人傳統的實事求是是在于要正確地解釋問題，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在于正確地解決問題，要想正確地解決問題，必須將學習與實踐相統一。所以，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時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直到今天對我們黨還有深遠的意義，所有的黨員干部最好要讀讀這篇文章，寫得非常棒，這篇文章當中有這么一句話，他是批評當時黨內很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學習的態度是怎么的，毛澤東主席說，他們都是抽象的，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說，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哪里去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我們學理論是為了解決問題，絕大部分人就抱著理論經典不放，這是一個不好的學風。在不好的學風基礎之下，可想而知他們的作風怎樣，唯經典是從，唯命是從，獨斷專行，毛澤東主席對這個問題看得非常清楚。其實他的一篇文章當中就曾提出，其實在思想上的這種獨斷專行、主觀主義和在行動上的脫離群眾完全是一個邏輯，到手的這些教條不放，那就不會跟群眾打成一片，你只會覺得，你們這些人為什么想法不符合經典呢？還別小看，今天我們的一些學者、官員也有這樣的想法，總覺得群眾很愚昧、很落后，尤其我們在黨校培訓的時候也碰到一些領導干部，他有時也在抱怨，老百姓不懂我們的政策，不是老百姓不懂你的政策，是你抱著你的那套政策的合理性不放，不跟老百姓溝通，不到實踐當中檢驗，當你固步自封的時候，你當然會覺得老百姓跟你格格不入，但這就像毛主席說的那樣，為了單純的學理論而學理論，為了單純的貫徹政策而貫徹政策，很多學者的態度也是這樣。知識分子有的時候瞧不起老百姓，認為自己的那一套才是對的，不明白老百姓為什么都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的原因是你是從理論到理論，沒有通過實踐的方式來理論傳輸出去，不是說學理論不對，而是要在應用于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將理論升格，所以毛主席的話到今天也還是有很深刻的意義。學風不正，作風一定不正。

那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馬克思主義是要在實踐當中獲取真理性的認識，這一點馬克思在他青年時代著名的著作《神圣家族》里講得非常清楚，馬克思有一句精彩的話，“思想一旦離開了利益就會使自己出丑”，宣傳思想是對的，但不能跟人類社會的切身利益脫節。這句話講得非常精彩，像《神圣家族》這樣的著作也寫得非常通俗淺白，黨內的高級領導干部這種經典著作真的得讀，黨校現在開經典著作課程，這做得非常好。

毛澤東主席就把獲得真理性的認識劃分為“三部曲”。第一步，發現問題；第二步，認識問題；第三步，解決問題。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這個認識問題就是這“三部曲”，但毛澤東沒有說單純的認識就是認識了，你只有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才能驗證你的認識是不是正確的，當你認識到的時候先拿到實踐當中試一試，通過解決問題的過程才能驗證認識是否正確，所以認識問題是獲取真理的第二環節，不是最終環節。而主席又將這“三部曲”抽象為三個概念，發現問題是獲取感性認識，認識問題是理性認識，解決問題是實踐。而感性認識也伴隨著實踐，感性認識是在實踐當中收集感性素材而形成的，把這些素材拿到大腦當中去加工形成理性認識，再把認識放到實踐當中去檢驗又獲得了新的感性認識，如此循環往復，最終形成了知名當世、知行合一的認識論。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實事求是，就跟古代人講的不一樣的，古代人是從學習的角度上而言，我們要從實踐的角度上來說，從實踐的角度上來說，實事是以客觀國情和政策預案實現準確系統全面的把握為基礎。這句話是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說的，胡鞍鋼教授是學理工科出身的，所以話也講得比較理工科，他講的還是挺對的。以決策系統輸入充分必要的知識和經驗。要把握國情，要做政策的預案，我們要為做政策的決策提供一套知識和經驗。求是的意思是決策應當善于學習和實踐，善于知識和經驗，發揮主觀能動性對客觀國情和政策預案做出準確系統全面的評估和判斷，在實踐中解決問題。這講的就更細了，我們怎么樣在實踐中解決問題？要有準確系統的判斷、評估和科學的分析，這是循環往復的過程，只有做到踏實的實事求是，我們才能可謂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現在很多的領導干部把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給割裂開來了，科學決策必須包含著民主決策，因為科學的一些評估、方法、判斷一定要以民意為基礎，老百姓對這項政策的認同度怎么樣，沒有民主決策的環節，這些評估和判斷往往就要打折扣。所以實事求是既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那我們如何做到實事求是？毛主席給我們提供了“三大法寶”。第一個法寶，有的放矢。無論在學習還是在實踐當中，問題導向要清楚，不能張冠李戴，有的時候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按下了葫蘆起了瓢也不行，所以要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抓主要矛盾，我們在日常的具體工作當中，面臨的問題是錯綜復雜，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多元化的一種結構，那關鍵是干嗎？從多元化的結構當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只抓一點，不計其余，要抓就抓主要矛盾，就是抓一團亂麻當中關鍵的死結，把這個結解開了，其他問題很多也都迎刃而解，這是有的放矢。這是實事求是，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客觀地分析問題，自然不能客觀地解決問題。

第二個法寶，下馬觀花。他在年輕的時候說過一段話，這段話也講得很精彩，他說：“走馬觀花，雖日日觀，猶無觀也。”要是走馬觀花，天天在看花，其實跟沒看一樣。所以他后來在解放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著作是《工作方法六十條》當中他專門指出要下馬觀花。看花就得停下來，仔仔細細地去端詳。這一點對調查研究是很有啟發的，毛澤東主席非常重視調查研究，現在習總書記也倡導干部要調查研究。

但在實踐當中調查研究就成了走馬觀花，調查研究研究一種儀式化的表現形式，領導走哪里看一看，發幾句感慨就結束了，這不能叫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要深入群眾，聽取問題，獲得感性素材的，可在很多地方很多領導那里，調查研究成了領導示范自己的權威，傳輸自己的精神意志的一種表現了，這就違反了調查研究的實質，調查研究是下馬觀花，結果變成了走馬觀花，而且調查研究中還隱藏了很多問題。下級干部看到上級領導來了，很想向上級領導反映一些情況，可是又不敢說，因為害怕，萬一把問題講得太嚴重了，怕上級領導不高興，最終只能報喜不報憂。

我曾聽過黨校學員說過這么一段故事，可能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例子，講的也很簡單。有一次一個縣委書記在黨校培訓的時候跟上級的一個副市長在培訓的時候，跟上面一個省里面的干部在一塊兒做交流，黨校經常會有一些學員之間的雙向交流、學員論壇等，很豐富，所以領導干部有機會來黨校培訓的話可以積極參加這樣的活動。在交流過程當中他就講到了當時他們市里面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當地的副省長還是副書記聽到這個問題之后就跟他們說：“我到你們那里視察了三回了，你怎么都沒有跟我講這些問題。”下面這位市里面的領導就覺得這有苦說不出，視察的時候不敢這樣講，這是在黨校，我們作為同學之間，我終于把這個話講出來了，所以就說明有的時候不是下面的干部不想說真話，而是當時的環境沒有辦法說真話，下馬觀花變成了走馬觀花。

第三個法寶，“紅”、“專”并進。我們今天一聽“紅”、“專”并進，腦子打了印象，是不是“文革”那一套語言？其實不是。“紅”、“專”并進非常有道理，它講的是黨員先進的思想理論、道德信念一定要跟自身的技術專長結合在一起。我們共產黨剛打下江山的時候，那時候黨內的干部思想、理論、道德信念都是很過硬的，但那時候大部分是軍事時期的軍事家、革命家，不太懂怎么建設一個國家，所以毛主席就提出：“要把有專業技能的人吸納到黨內。”把這些知識分子吸納到黨內，讓他們接受黨的理想信念，這是“紅”、“專”并進。同時還要把黨內這些優勢的干部培養出一批在專業技術能力方面非常過硬的人。所以，“紅”、“專”并進是要求干部既要成為杰出的政治家，又要具備治國理政的專業技能。

可是我們也必須認真清楚地看到一個現實，改革開放以后，“紅”、“專”并進的問題被倒轉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隨著我們將經濟建設作為工作的重心，黨內現在是有一大批具有專業能力的治國理政的干部，套用西方的術語，我們稱這批干部為“技術官僚”。黨內現在不缺技術官僚，而且有很多干部在自己的崗位上干的是有聲有色，我就認識一個干部是某一個省的政協副書記，省部級領導，他非常有能力，他在他們省執政了5個城市，每到一個城市，就能夠把這個城市的經濟局面給扭轉過來，這個人是我們黨內目前好干部能干事的典型代表，技術干部，但我在跟他交流過程當中，他也是覺得自己過去學理工科出身的，他是一個學自動化出身的領導，他認為自己在黨史方面和基本理論方面確實有所欠缺，后來他跟我聊天的時候他也指出，國內不能都是像他這樣的干部，我這樣的干部能干事固然好，可是能在一個市里面干好，不代表能夠在一個省里面干好，他當了政協副主席之后就發現，對于大政方向的把握，這一方面的能力不是靠能夠扭轉經濟局勢，能夠處理好經濟和環境的關系，能夠在這些問題做好就能夠在大的政治方略上做好的，這是兩碼事，具有杰出的治國理政的能力的干部不一定能成為優秀的政治家。我們在建國初期，我們的干部大部分是優秀的政治家，而現在大部分干部是優秀專業技術能人，專業技術能人如果失去了政治素養的話就會出問題。

舉一個商務部的例子，在2008年的時候，他們一下子出事被抓了好幾個青年干部，這些人都是具有過硬的技術能力的，那我們現在反腐過程當中打下來很多干部都是在專業技術能力上沒有任何的問題，把一個市能夠扭轉好，能夠把一個縣治理好，但他有很嚴重的腐敗問題，思想道德、理想信念不夠，這還是小事，如果這樣的人沒有大的政治眼光的話，那他眼下的這些成就很可能會對這個城市、省、縣及未來的發展會起到負面影響。

所以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他是一名中國政治問題的專家，他在《改革及其敵人》這本書當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話，他這段話講的是，“技術官僚制度是中國過去成功的關鍵所在，但是它也隱含著中國政治的危機。為什么這樣說？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問題都能夠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的。在毛澤東時代，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導政策，所有的問題都被意識形態化，甚至連很小的技術問題也是這樣。”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當年搞過很多運動，其中有一個運動是“除四害”運動，我們把蒼蠅、老鼠、麻雀、蟑螂都當成敵人來對待，發動群眾“除四害”，這是很小的技術問題，也被意識形態了。

“反其道而行之，盡量把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經常是這樣做的，但問題是，很多政治問題不能簡約成為技術問題。如臺海兩岸關系問題、新疆和西藏問題、中國的國際戰略問題，這些政治問題不是技術官僚通過對成本和利益的權衡所能解決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動作來解決。”得靠政治方法和政治大動作來解決，必須要由政治家，這是“紅”、“專”并進。鄧小平最早是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他提出干部的“四化”，第一是革命化，革命化是指干部要有政治素養，只不過用了當時的語言叫革命化，把它翻譯成今天的話語是干部的政治化，有了政治化才談得上年輕化、專業化。這是毛主席給我們提供的三大法寶，怎么做到實事求是，作風上先有的放矢，要下馬觀花，要“紅”、“專”并進，這是對干部的素質要求，同時也是作風的體現，要沒有調查研究的態度，別人看起來這個人作風就是不怎么樣的。

那毛主席對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如下這段話的解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事物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

三、把握大的方向，積極調整應對

那在實事求是的實踐問題上，我們還要講第三個問題，要把握大的方向，積極地調整應對。事物的發展既然是螺旋式上升的，它就有高有低有起伏，但不要被眼前的起伏迷惑了頭腦，看似是起伏，大方向是往前進的，有時候我們的政策會有所調整，但這種調整一定要把握大方向，實事求是要是脫離了大方向也就不能談實事求是了，很多領導干部將實事求是理解成頭痛醫痛，腳痛醫腳，這是不對的。實事求是不僅要看當前的環境怎么樣，更要把握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只看當前的環境，你的政策就變得游移不定，那就沒有政治家的頭腦，只是一個救火隊員了。

我們在黨的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挫折，但我們也經歷很多挑戰，但毛澤東主席在八大上制定的政策后來出問題了，鄧小平就提出了“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后來到“文革”的時候又出問題了，1975年鄧小平又出來又進行了整頓的過程，很多人認為這次整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前奏。現在很多人一提毛主席的探索就說犯了很多的錯誤，但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的調整，“大躍進”以后就有了鄧小平的八字方針，其實“文革”到了1973年以后我們就開始采取了很多調整措施。共產黨不是說我們犯了錯誤，等錯誤堆積如山了再解決，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在黨的歷史上的錯誤一直都會有及時的調整，所以這個調整是把握住大的方向，隨時隨地地糾偏。

如我們今天的政策也面臨許多的挑戰，如高房價的問題、農民的土地流轉問題、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現在引起了許許多多的爭論，但爭論是好事，爭論得越多，說明我們越接近于民情，爭論得越多，說明我們的調整越是走了群眾的路線，不要因為被現在的爭論被嚇壞了，有了爭論恰恰意味著我們調整的空間大了，我們調整的方案更加切合實際了，事物是螺旋式上升的，不要被一時一地的挫敗所打倒，有了爭論，只要敞開話題，大家坐在一塊兒進行討論，總能夠討論出合適的方案。

四、廣納善言，充實提高

所以，我們下面一個要說的問題是講實事求是除了要尊重實踐，除了要積極調整之外，還有一個是要廣納善言，充實提高。廣納善言是要開展協商民主，用十八大的文件當中的一句話是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等渠道就經濟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要協商和討論，有問題好商量，坐在一塊兒商量，多溝通，反復溝通，廣納善言，充實提高。只有通過廣納善言的渠道，才能把群眾的意見綜合起來，才能把實踐當中遇到的經驗和困難結合在一起，才能做到對實踐的科學的領會。

其實我們的協商制度在很多地方都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如有些國有企業的工會發揮的作用是不錯的，職工代表和企業代表之間可以坐下來討論，有的地方有很好的民主協商一直制度，如溫嶺的懇談制度，

還有單位也會有專門的協商辦公室，如公安局這樣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做得相當好的，再如我們在2006年開始的醫療體制改革是一個收集民意的過程，除了協商，收集民意也很重要，我們經歷了幾番幾輪收集民意的過程，最終達成了一個大家都比較認可的醫療改革方案，盡管這個方案在推行過程當中，還遇到了很多的困難，但這種決策制度現在看起來是非常科學有效的，這種通過幾輪不停地收集老百姓、專家學者及利益相關部門的意見，這種決策方案好在于讓各個利益集團都能夠說話，舉一個例子，就在2006年這次醫療改革的過程當中，利益相關方最重要的一個群體是制藥商，當時美國的制藥商在最早中央提出來征集意見的過程當中它沒有說話，因為它不知道中央的改革會往哪個方面調整，所以它就不好說話，因為作為制藥方，它是既得利益者，可是后來當它看到了改革方案的草案以后，它坐不住了，就站出來說話了，后來它的許多的意見有其合理性，還是被接受了，還是這個藥商的代表就說了這么一句話，“如果是在美國的話，我可以輕松地說服美國的議員，最后的這個方案跟我的理解大差不差，可是在你們中國，我沒有辦法輕松地游說你們的執政者。”他的話講的很有道理，美國人的那套制度只是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它是被大型的利益集團所控制的。而在中國，也許在形式上沒有像美國人那樣所有的政策都體現得那么一人一票，但在它的實質上卻能夠更好地廣納民意，所以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需要打造這樣的制度，而對于一名干部而言，干部的決策作風也得沿著這個思路走下去，這樣執政才有更多的合法性，才能夠贏得更大的民意支持。

所以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根本體現在作風上是要會調查研究，調查研究這個概念，今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了，因為調查研究的方式越來越具體化和科學化了，我們在重大決策的過程當中，征求老百姓的意見這本身也是調查研究，我們的中央領導人把利益相關方請進中南海坐著談，這也是調查研究，但對于普通黨員和干部來說，調查研究還是需要有一些很樸素的方法，其實傳統的方法今天看起來也是很管用的，我們走鄉串戶，跟老百姓坐在一起談心，這種樸實的方法并未過時，把樸實的方法和科學的方法結合起來，這樣就做得更到位。

所以習總書記提出：“調查研究的過程是領導干部提高認識能力、判斷能力和工作能力的過程。經常走出領導機關，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進行各種形式和類型的調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進領導干部正確認識客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轉變工作作風、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眾的需求、愿望和創造精神、實踐經驗。”最后這幾個字至關重要，“了解群眾”，了解群眾的什么？我們今天很多人說了解群眾的利益訴求，當然，但還有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我們要了解群眾的創造精神，要了解群眾有怎樣的實踐經驗。下一堂講群眾工作的時候會專門講這個問題，我們對群眾工作現在認識得太片面了，以為群眾工作就是了解群眾的利益，滿足群眾的利益就得了，其實不是這樣的，群眾工作最高的境界是把群眾的創造性和他積累的經驗給吸納到決策者的身邊。習總書記這句話點得非常精準。所以他提出調查研究要多深入實際、多深入基層、多深入群眾。

五、調查研究，落實作風

那調查研究在中國共產黨內有著悠久的傳統，而集大成者莫非于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之所以能在黨內那么有威信，跟他實實在在地做調查研究密不可分，他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及中期都有代表性的調查研究著作，如1925年湖南韶山的一個調查研究是《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927年在湘潭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都是很著名的文章了。1927年10月在江西永新和寧岡有《永新調查》及《寧岡調查》，《寧岡調查》后來遺失了，這很可惜，1930年在江西尋烏的《尋烏調查》，還有著名的《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

現在還有很多油畫保留的是毛澤東主席當年跟農民運動的領袖們坐在一塊的調查研究。如1935年的《尋烏調查》，他自己都說了，這是在1961年的講話當中說了，說：“這個調查我都找了幾個中下級干部和一個破了產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縣衙門管過錢糧的小官吏，還有一個窮秀才，此外就是尋烏縣的縣委書記。我們幾個人談了好幾天，那些人可有話講啦！他們把他那里全部情況都跟我講了。”調查研究首先得讓老百姓有話講，如果像今天的很多領導干部一樣，走到地方，把調查研究變成了視察和自己的講話，誰還會有話跟你講。你從聽眾變成了把別人當成聽眾了，這就把調查研究搞變味了。毛主席這一次的《尋烏調查》相當地全面，寫了8萬多字。所以他自己都說過，調查研究要定好綱目，要找好典型，關鍵是要讓對方說真話。怎么樣才能讓對方說真話？要跟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做偵探就會讓人家很討厭了。

可是后來黨的建設出現了極大的挫折，如我們搞了人民公社運動，那在人民公社運動當中就出現了很多不實事求是的現象，如“浮夸風”，學過中國歷史課本的人都知道，有“浮夸風”、“共產風”、大煉鋼鐵這些事情，都是脫離于實踐的，我們超英趕美。那在這個過程中，毛主席本人在調查研究上也多有疏忽，如1958年8月的時候，毛主席在視察徐水的時候說了這么一段話，他當時問當地的領導李江生：“今年麥子收得好嗎？”李江生說：“很好，比哪一年都強。”毛主席又問：“每畝多少斤？”當時的支書閻玉如回答：“754斤。”

毛主席笑著說：“不少啊。”后來又問大秋的作物產量怎么樣，問了社里的，問了全線的，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毛主席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的糧食，平均畝產2000斤。”張國忠又說：“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春天山藥35萬畝。”毛主席聽過之后，不覺等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著屋里面的人，說道：“要收那么多糧食呀！”毛主席顯然想起了張國忠在路上介紹的情況，路上說700多斤，“夏天才拿到9000多萬斤糧食，秋季要10億斤，你們全縣31萬人口，你們怎么吃得完這么多糧食，你們糧食多了怎么辦？”

大家一時都被毛主席問住了，后來張國忠說：“我們拿糧食交換了很多機器。”

所以后面的這個話就導致了一個問題，毛主席開始作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即糧食多了怎么辦的問題。所以后來毛主席說，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的，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這是毛主席自己開玩笑的一句話，但這對后面的決策產生非常嚴重的后果，這是一個不真實的調查研究。一個縣十幾億斤的糧食，糧食多了怎么辦？社員們一天吃五頓，后來直接導致一系列錯誤的決策，包括對中國的糧食的產量有了高估，國家征收糧食的標準開始增多，這些都是錯誤的決策，而這是不真實調查研究帶來的一些結果。

所以后來一個相當有級別的干部在1958年的會議上做了這段描述，當時毛主席對實現共產主義變得非常地樂觀，他對共產主義有許多很好的描述，如吃要吃好，不能光吃飽，每頓都要吃葷，或者吃雞子，或者吃豬肉，或者吃魚，或者吃雞蛋。山珍海味吃起來是比較困難的，可以一年吃兩次。現在有些領導干部天天都在吃，看來吃這個問題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已經不是什么問題了。

然后毛主席說要穿，穿也是要應有盡有，要各種花色，各式各樣都有，不能是烏鴉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藍。他說，工作之外其余時間都得穿綾羅綢緞，他的設想是非常美好的，都是毛料絨衣。當然，每一個人都有一件狐皮大衣恐怕辦不到，因為沒有那么多狐貍。因此就要發展狐貍，也要養水獺、老虎，不養老虎不行，不養老虎沒有虎皮。總會有那么一天，每個人可以得到一件狐皮大衣，這就看我們養的狐貍多少來決定。構想得非常理想。如住，要人民公社通通要高樓大廈，通通是現代化設備，每一個居住的地方都是一座花園，設想得非常美好。交通，除了賽跑，凡是走路的都有工具，不賽跑也不行，光坐汽車坐火車，那兩條腿也成問題了，腿越來越小，身體越來越大，所以每天都要跑步。這個對我們今天也是很有啟示的。而且他還說，每個人都要受高等教育，這個理想設計得也是非常到位的。每個人都是演員，都能夠上臺演戲。將來要出幾萬個常香玉，幾萬個梅蘭芳。每個人都是作家，都能夠寫文章，都能夠寫大的馬列主義著作，都能夠搞科學研究。每個人都是體育健將，我們把全世界的體育冠軍通通拿回來。毛主席的設想放到今天還是很鼓舞人心的，可如果這個思想是建立在錯誤的調查判斷，那就會導致“大躍進”時期出現的許許多多的問題。所以，我們今天說調查研究是不能當兒戲的。所以畝產16000斤早稻這樣的事情居然能上《人民日報》，這時候當真正出了問題以后，共產黨人、中央領導人才開始重視科學的調查研究。

所以，1961年1月以后，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查，毛主席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1961年搞成調查研究之年，他自己就組織了三個調查組，包括周總理、少奇同志也都前往各地去調查。所以，調查研究是不是能深入實際，是不是能科學，體現的是一個領導人正確的作風，也是政策的決策機制。

最后，再通過調查之后進行的一番大調查，認為公共食堂不能不散，供給制不能不取消，最后終于把人民公社的許多做法被廢止和終止了，所以共產黨人的調查能力還是很強的，但如何做正式的調整？要調查研究，調查研究的本質就在于要做到實事求是。

我們今天有很多領導干部也知道調查研究，但調查研究越來越科學化了，所以現在有了一些決策的公司和機制，這都是輔助我們進行調查研究的手段。再如我們現在有了網上征求民意的制度，所以將調查研究的科學化是我們下一步黨的領導能否做到實事求是的重中之重。關于實事求是與工作作風的問題，今天就講到這里。

謝謝大家！

第3篇: 作風建設黨課講稿2020

干部作風建設黨課講稿

【僅供學習參考，切勿通篇使用！】

干部作風建設黨課講稿

　　同志們：

　　干部的作風關系著黨風政風。這段時間，我通過深入學習《___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對___關于各級干部的作風建設的論述進行深入研讀。今天這堂黨課，我主要是圍繞這一話題，與大家做一次交流。

　　一、《___談治國理政》第三卷有關作風建設的重要論述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氣、歇歇腳的念頭。我們將繼續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大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以全黨的強大正能量在全社會凝聚起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磅礴力量。——《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2017年10月25日，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

　　文章反映的情況，看似新表現，實則老問題，再次表明“四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反復性。糾正“四風”不能止步，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各地區各部門都要擺擺表現，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別要針對表態多調門高、行動少落實差等突出問題，拿出過硬措施，扎扎實實地改。——《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2017年12月，就新華社文章《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新表現值得警惕》作出的指示要點)

　　領導干部要把踐行“三嚴三實”貫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養成一種習慣、化為一種境界。要加強道德修養，帶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明辨是非善惡，追求健康情趣，不斷向廉潔自律的高標準看齊，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底線、不碰高壓線。——《繼續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2018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___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

　　理想信念不可能憑空產生，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堅守。我們必須經受住“四大考驗”、抵御住“四種危險”，必須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深刻認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辯證關系，既不能離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民族復興的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就諱言甚至丟掉遠大理想。——《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從嚴治黨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

　　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中央八項規定不是只管5年、10年，而是要長期堅持。要拿出恒心和韌勁，繼續在常和長、嚴和實、深和細上下功夫，管出習慣、抓出成效，化風成俗。——《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從嚴治黨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

　　現在基層的種種問題，很多是因為黨員、干部心里沒有群眾，不去做、不想做、不會做群眾工作，少數干部或無視群眾期盼、或不敢應對訴求，在群眾面前處于失語狀態。領導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堅決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從嚴治黨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

　　古人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這些年，我們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從嚴治黨新要求，提出并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在高壓震懾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錯誤甚至犯嚴重錯誤的干部，主動向組織講清楚問題，得到寬大處理;一些游走在違紀邊緣的干部受到警示，懸崖勒馬、迷途知返;還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真正體現了黨的政策和策略，體現對干部的最大關心和愛護。——《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從嚴治黨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

　　要加強對黨章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等黨內法規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首要任務，落實到紀律建設、監督執紀、巡視巡察、責任追究各個環節，維護黨章黨規黨紀的嚴肅性。——《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從嚴治黨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

　　我們黨只有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社會革命的同時，堅定不移推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使黨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才能確保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改革開放四十年積累的寶貴經驗》(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以優良作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要通過清晰的制度導向，把干部干事創業的手腳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桎梏、“套路”中解脫出來，形成求真務實、清正廉潔的新風正氣。——《一以貫之全面從嚴治黨，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2020年1月13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的講話)

　　二、加強黨員干部生活作風建設的重要性

　　黨員干部的生活作風，是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是其思想品質、道德觀念、文化素養和行為方式等在日常生活中的綜合反映。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政黨的精神風貌，與學風、思想作風、領導作風、工作作風等一起構成黨的整體形象。

　　(一)實踐黨的宗旨、保持黨的先進性的要求。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黨員干部保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生活作風，既是黨的性質決定的，也是保持黨的先進性要求在生活方面的具體體現，是黨員干部必須堅守的生活準則。

　　(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的統一體。黨員干部不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更是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建設的帶頭人。因此，黨員干部的一言一行在人民群眾中都有著重要的影響，黨員干部的生活作風往往是民風和社會風氣的標桿。這就要求黨員干部必須高度重視生活作風問題，以自身文明、健康、向上的行為來影響和帶動人民群眾共同建設和諧社會。

　　(三)新形勢下反腐倡廉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一些觸目驚心的案例一再告誡我們：一些黨員干部沒有被困難壓倒，但卻倒在糖衣炮彈面前，而這些黨員干部的腐敗墮落，往往始于不良的生活作風。因此，加強黨風建設，遏制腐敗現象，必須從抓好黨員干部的生活作風著手，這是我們黨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切入點。

　　三、部分黨員干部不良生活作風的主要表現及成因

　　(一)部分黨員干部不良生活作風呈“四化”

　　在新形勢下，部分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產生了不正確的思想觀念，出現了不健康的社會交往方式和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概括起來有“四化”：

　　1.價值取向功利化。新舊體制的轉軌，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加上一些不良思想的影響，使黨員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受到很大沖擊，部分黨員干部的價值取向日趨功利化：重金錢實惠，輕理想追求;重個人利益，輕國家集體利益。

　　2.生活方式享樂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一些黨員干部認為，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已經過時了。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中追求享樂。有的借工作之名揮霍公款，吃喝玩樂;有的借工作之機巧立名目，游山玩水;有的借工作之時講排場比闊氣，攀比成風。

　　3.人際關系庸俗化。一些黨員干部把市場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運用到工作和生活中，把手中的權力作為獲取回報的籌碼。一是上下級之間搞人身依附和裙帶關系。二是社會交往中熱衷于建立親屬、同學、戰友、老鄉等不同層次的社交圈子。奉行實用主義，講哥們義氣，編織“關系網”或建立官商相傍、互惠互利的利益同盟，使正常的人際關系庸俗化。

　　4.對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放縱化。有的黨員領導干部對身邊工作人員重使用、輕管教;有的通過身邊工作人員謀取不正當利益;有的為親屬經商辦企業施加影響;還有的默許家庭成員收受與其職務影響有關的禮品、禮金。

　　(二)部分黨員干部不良生活作風的成因

　　1.部分黨員干部不良生活作風的三種外因。(1)社會轉型導致價值觀錯位。我國正處在轉型時期，由于制度重建的滯后、體制的縫隙等原因，為權力介入社會生產和分配，并在資源配置中成為其他利益集團的尋租對象創造了條件，導致一些黨員干部權力和價值的本位化、私有化和功利化。同時，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重構的滯后，令黨員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出現偏差和錯位，一些黨員干部追逐個人利益、貪圖安逸享受，甚至腐化墮落。(2)不良環境致使道德防線崩潰。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夜總會、洗腳城、發廊、酒吧等休閑娛樂場所的出現，為社會提供了就業機會，豐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但在利益的驅使下，這些地方往往成為藏污納垢的場所，不僅嚴重污染了社會風氣，也腐蝕了一些黨員干部的靈魂。(3)教育監管不力導致難以防患于未然。這些年來，我們黨加大了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力度，這對于保持黨員干部隊伍的純潔性和先進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各級黨組織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仍存在不少問題。同時，我們對黨員干部的生活作風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監督和考察制度。現有的管理監督體制獨立性、權威性不強，在實施監督時受到的干擾和阻力大，因而很難起到監督作用，往往是等到黨員干部出了大問題才發現，而這些人的腐敗墮落大多始于不良的生活作風。

　　2.部分黨員干部不良生活作風的兩種內因。(1)理想信念喪失，追求發生改變。一些黨員干部受錯誤和不良思想影響，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逐漸淡漠、喪失，把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變為竭力追求和滿足個人的利益。(2)忽視學習改造，放松自我約束。面對急劇變化的社會，一些黨員干部不重視學習新理論、新知識，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導致在生活作風上出現問題，進而墜入墮落腐敗的深淵。

　　四、構筑黨員干部生活作風建設“五道防線”

　　黨員干部的生活作風建設，不僅要納入黨的作風建設的系統工程中，更要從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高度，堅持常抓不懈。針對當前黨員干部不良生活作風的四大傾向，抓住關鍵環節，構筑“五道防線”，切實把黨員干部的生活作風建設抓緊抓好。

　　(一)加強思想教育，構筑思想道德防線。思想政治教育是加強生活作風建設的基礎性工作。要進一步加強對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和各級干部自覺加強黨性修養與道德修養，牢記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做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時時處處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慎獨、慎微、慎始、慎終;常修為人之道、常懷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常省自身之過，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規規矩矩做人，踏踏實實干事。

　　(二)建立健全制度，構筑約束防線。不僅要對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作出明確的規定，而且要盡快建立健全一整套具有超前性、切實管用、有約束力的制度。比如，建立黨員干部生活作風承諾制、黨員干部形象評議制度，將黨員干部的生活態度、生活作風納入黨員干部廉潔自律的考核內容，并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參考依據。

　　(三)完善監督機制，構筑監督防線。1.強化組織監督。各級黨組織要關注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業余生活，監督部門要在八小時之外構筑一條拒腐防變的“糾察線”，對領導干部的社交圈進行跟蹤了解。2.強化社會監督。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設立群眾舉報箱、舉報站和舉報電話;聘請群眾監督員，介入各種社交圈、娛樂圈、生活圈，及時獲得有效信息，發現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及時對黨員干部進行教育引導，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3.強化輿論監督。各級黨組織、各部門、各單位要建立與新聞單位的情況通報制度，采用開辟專欄等方式，加強輿論監督，及時批評和糾正黨員干部的不檢點行為，讓警鐘常鳴。

　　(四)強化家德家風，構筑后方防線。家庭是黨員干部生活作風建設的第一道關口，家庭風氣對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生活作風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注重對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家屬開展“廉內助”教育，讓家庭成為黨員干部生活的優良港灣，成為影響和監督黨員干部養成良好生活作風的后方基地。

　　(五)加大查處力度，構筑懲戒防線。各級黨組織要嚴明紀律，強化懲戒機制，加大查處力度，發揮懲戒的巨大威懾力。對黨員干部中腐化墮落的典型，要進行公開曝光，使那些沾染了不良生活作風的黨員干部有“伸手必被捉”的巨大心理壓力，從而懸崖勒馬，改邪歸正。

第4篇: 作風建設黨課講稿2020

《嚴守黨的紀律作風建設黨課講稿》

同志們：

為了深入貫徹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切實履行好黨風廉政建設黨委主體責任，進一步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全面加強xx機關紀律作風建設，促使全體xx職工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凈，確保全局上下政令警令暢通，為貫徹落實局黨委各項決策部署提供堅強有力的紀律保證，今天我為大家講一次廉政教育專題黨課。本次黨課的題目是《堅守底線不越紅線》。

古往今來，人們崇尚清廉，都把清廉看成是一種美德，一種境界，一種社會追求。多少人因為清廉而流芳百世，又有多少人因為腐敗而聲名掃地，悔恨終生。眾所周知，清正廉潔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消極腐敗現象同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水火不相容，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愿背道而馳。近些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懲治腐敗的決心越來越大，制度越來越完善，監督越來越嚴格，人民群眾對反腐倡廉的期望越來越高，建立一個清正廉潔、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成為全社會的共同愿景。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德為立身之本，修身立德是每一個黨員干部保持黨的先進性，時刻做到廉潔自律，勤政為民的思想基礎。只有引導黨員xx、干部職工始終保持自身的純潔性，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已之心，才能恪守道德情操，增強自身免疫力，經受權利考驗，時刻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廉潔自律，清正為民。如何教育廣大黨員xx、干部職工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打造一支風清氣正的xx鐵警隊伍，這是一個需要我們不斷深入思考和持之以恒加強解決的問題，下面我講幾點意見與同志們共同探討。

首先，在思想境界上，要強化四種意識第一，必須增強黨的意識。這是樹立正確權力觀的前提。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戰勝各種艱難險阻，不斷發展壯大，就是因為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需要我們始終保持堅定的理想信念，一定要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入黨沒有什么便宜可占，當官沒有什么特權可享，只能是為人民多做工作，甘于奉獻，這是一切共產黨人的思想和行為準則。領導干部腐敗，都在理想信念這個總關口上出了問題。我們一定要時刻牢記自己入黨時的誓言，不斷增強黨性觀念，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第二，必須增強群眾意識。這是樹立正確權力觀的核心。權力觀問題，說到底是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感情問題，是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我們一定要自覺擺正與群眾的位置，增進與群眾的感情，與群眾同甘共苦，決不可與民爭利。要牢牢記住，黨和人民是魚和水的關系，黨員干部與群眾永遠是公仆與主人的關系。群眾利益是最高的利益，為群眾謀利益是共產黨人的天職。權力越大，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就越大。增強群眾意識，就是要不斷增進對人民群眾的感情，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頭，把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辦事情的準則，把造福百姓作為自身價值的最大體現，把實現群眾的愿望作為自己的最大責任，切實把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

第三，必須增強責任意識。這是樹立正確權力觀的保證。權力是人民給予的信任，組織交付的重托。作為xx機關的黨員領導干部，在擁有一定權力的同時，就要義不容辭地擔負著打擊犯罪、保民平安的沉重擔子。要明確自己的職責，盡職盡責。在其位，謀其政，盡其責。黨員領導干部既要有位，又要有為，在正確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勇于承擔發揮核心作用的領導責任、量質并重的工作責任、文明誠信的社會責任、政令暢通的政治責任、與時俱進的發展責任。

第四，必須增強自律意識。這是樹立正確權力觀的基礎。正確對待權力，是思想覺悟和黨性修養的具體體現。做官用權、拍板決策、造福社會是領導干部的神圣職責。我們應當看到，權力是一把雙刃的劍，揮之不慎可能會傷及自己;權力是一把熾熱的火，燃之不察可以將自己焚毀;任何一個腐敗分子，都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往往是從一些小節問題開始的。如果我們的自律意識不強，對小節問題總是不在乎，任其發展，就會走上犯罪的道路。自我失控，腐敗必生。前車之覆，后車之鑒。身為黨員干部，一定要把權力、地位和名利看得淡一些，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為官，認認真真干事。

其次，在道德修養上，要做到"五慎"中國有句老話：做事先做人。做人是成事之道，人品是謀事之基。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一要慎初。世間萬事始于初。我國古代大哲學家說：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廉潔自律，拒腐防變，以慎初最重要。一位領導同志曾說過：加強道德修養，保持自身廉潔，關鍵在于第一次。把好了第一次，就掌握了主動，就能在各種腐蝕誘惑面前立于不敗之地。縱觀腐敗分子發展變化的軌跡，很多人曾經有光榮的過去，有過顯赫的成績，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但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放松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淡化了自律意識，面對燈紅酒綠，權、錢、色的誘惑，對自己搞下不為例，在矛盾僥幸的復雜心態驅使下邁出第一步而不能自已，一步一步地陷入罪惡的深淵，成為人民的罪人，為歷史所唾棄。

二要慎獨。這是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一種道德修養方法。他說，一個有道德的人，要在別人看不到的時候能十分謹慎，在別人聽不到的時候能十分警惕，不要認為隱蔽和微小的過失就可以去做，應當在一個人獨處的情況下更加謹慎，自覺約束自己，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新時期的黨員干部，面對各種思潮的沖擊和誘惑，更應堅定黨的信念，牢記黨的宗旨，只有如此，才會有慎獨的品格，達到慎獨的境界。

三要慎友。作為黨員干部，尤其是作為處在執法崗位上的xx，在結交朋友方面必須慎之又慎。古人說：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現在社會上有那么一些人，為了獲取個人的某種利益，千方百計與你套近乎，稱兄道弟，跑前跑后，踩斷門檻。在溫情脈脈的面紗后，在溫良恭謙的言詞間，隱藏著他們叵測的目的。而有的黨員干部則對此喪失了政治警覺，哥們義氣超越了黨的原則，結果參政議政的是這些朋友，送禮行賄的是這些朋友，最后把自己拉下水的也是這些朋友。

四要慎言。是否口無遮攔，是鑒別黨員干部政治上成熟與不成熟、政治敏銳性強與不強、境界層次高于不高的一個重要標志。現在，一些黨員干部在公開場合講話口無遮攔，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不分場合、不分對象地說一些有悖于黨中央精神的話，對黨中央和上級黨委的決策及濫發議論;把社會上某些妄加猜測的東西和互聯網上所謂的內部消息及順口溜當作談資說料，時而望風踩柳，時而添油加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一定要嚴格規范、約束自己的言行，在公開場合，一定要言必適時，言必適情，言必適度，做到與黨中央不一致的話堅決不說，不利于黨的形象的事堅決不做。

五要慎好。一個人有點愛好是正常的，領導干部也不例外。我們提倡培養高尚的愛好。但是，領導干部對自己的興趣、愛好、習慣，不能恣情放縱，而應當把它與官德修養聯系起來，對有利于官德修養的則育之，介于有利與不利之間的則節之。領導干部對自己的愛好如果不善節制，就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為不法之徒腐蝕領導干部的缺口，我們黨員干部對此務必要高度警覺。

再次，在實際行動上，要把好三關一是把好家庭廉政關，守好家庭廉潔港灣。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對于個人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家庭成員的相互影響和幫助，對于領導干部預防和抵制腐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家庭不僅是拒腐防變的一道重要防線，更是預防和抵制腐敗的重要陣地，在建立健全教育、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每個人都在追求家庭的幸福和美滿。那么家庭幸福的標準是什么。可以說眾說紛紜，各有理解。我認為，幸福最基本的條件應包括這么幾個要素，要有安全感，要快樂。沒有安全感、不快樂，即使有了一切，也是徒勞。強調正確的幸福觀并不是說追求財富、追求金錢就變得庸俗。

二是把好重點崗位關，樹立廉潔新形象。隨著反腐敗工作的深入開展，在懲治腐敗的同時，黨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制度建設，針對容易產生腐敗和問題的關鍵環節和重要部門加大力量開展廉政建設工作。

（一）加強政治修養。堅持用正確的思想武裝頭腦，用先進的理論指導自己的行動，特別是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把握好人生的方向和發展前途。要深刻認識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的重大意義，不要片面的以為反腐是當官的事情。試問，假如把那些腐敗分子的權利放到你身上，你會不會腐敗。同時要認清個別社會現象，如將誠實守信、辛勤勞動、艱苦奮斗看作是傻，而好逸惡勞、損人利己、見利忘義則被認為是人之本性;還有對部分黨員干部腐敗現象熟視無睹，認為是正常，對濫權者換來的榮華富貴不是鄙視而是羨慕;對揮霍浪費以及用不正當手段獲取私利，不認為是可恥，而認為是本事;對查處的腐敗分子不是痛恨，而認為是倒霉，等等。所以作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重點崗位的工作人員要看清現實，禁得住誘惑、耐得住寂寞，不要有攀比心理，這是不出問題的基本要求。

（二）強化自律意識。自律對預防腐敗起著關鍵性作用。如果自身機體、免疫能力出了問題，那就是大問題。一個人清正廉潔的也好，貪污腐敗的也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從一點一滴開始的，沒有哪個人天生就如何清廉或如此腐敗。要說其中的區別，簡單地說，其實也就是一字之差，清廉者以嚴字律己，腐敗者以貪字利己。說到這里，我想起了以前讀過的一篇雜文，題目叫《守住你的那口井》，講的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曾給他的手下人算過一筆賬：老老實實地當官，守著自己的俸祿過日子，就好像守著一口井，井水雖不滿，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盡。假如心生貪念，守著自己的井水還不滿足，偏要惦記著河里的，甚至江里的、海里的水，一旦東窗事發，不僅河里、江里的水不保，就連自己那口井的井水也難保。綜觀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貪官污吏，他們的共同致命弱點就在于守不住自己的那口井。

這些人貪得無厭，欲壑難填，總是嫌自己的井水不滿。于是，或利用職權之便，或假借工作之機，只要抓住機會，便會不擇手段地時不時出手撈一把油水。當他們的不義之財如江河之水滾滾而來之時，往往就是連他們自己也一同毀滅之日。這時候，別說撈來的油水享受不到，就連自己那口淺淺的井水也喪失了。那么，怎樣才能守住自己的那口井呢。首先要做到慎獨，嚴于律己。在履行職能的情況下，要管住自己的心，不要有非分之想;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該拿的別拿;要管住自己的腿，不該去的地方別去;該做的事按照規定去做，不該做的事就不要做。其次要做到慎微，防微杜漸。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不要認為小事做了沒關系，小事累積多了就成了大事，這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所以一定要慎微，違紀犯法的事再小也不能做，否則一旦鑄成大錯，就追悔莫及了。牢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里之堤，潰于蟻穴的道理，像古人所說的那樣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

（三）正確看待權力。作為一名人xx察，我們手中多少有一些權力，但一定要牢記，這是國家和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力，是代表單位、政府履行職能，要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不能把權力作為撈取私利的工具，把自己的服務對象變成謀取私利的對象。覺得為別人辦事情就應該接受人家的感謝，收禮不等同于受賄，是小事一樁。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牢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警句，深刻體會人雖有欲切忌貪的道理，經常進行自省自審，廉政上要如履薄冰，千萬不要存僥幸心理、因小失大，一失足成千古恨，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得到的可能就是一紙判決書。

（四）養成廉潔的好習慣。將廉潔作為一種常態、一種習慣，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這就需要我們有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毅力。努力做到自重，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聲譽;自省，發揮良心的評價作用，經常反省和檢查自己言行;自警，遵守廉潔自律規定，經常警示自己;自勵，自我激勵、自我鞭策。有位教育家說過：良好的習慣，是人們存在于神經系統中的一種道德資本。這種資本是不斷增長的，所以它的利息也是人們終身取用不盡的。領導干部也好、重點崗位人員也好，若能養成勤政廉潔的好習慣，則受益無窮，是一筆用金錢難以買到的無價之寶。同時，要努力營造廉潔環境，凈化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在工作圈里，應破除靠關系吃飯的庸俗關系學，在‘情’上真誠互勉，在法上勤鳴警鐘;從點滴入手凈化自己的生活圈子，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潔身自好，學法知法守法，自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廣交朋友，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條件，慎交朋友，是保持廉潔的必然要求。俗話說甘泉知于口渴時，良友識于患難際，這些充分說明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三是把好廉政監督關，構筑監督防線。沒有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失去監督的干部，難免會滑入泥潭。所以說，監督是防范腐敗的關鍵。同時，監督本身也是對領導干部的關心、愛護和保護，是干部健康成長的必要條件。領導干部時刻不能離開監督，重要崗位工作人員和年輕干部同樣離不開監督，要熱情歡迎監督，自覺接受監督，主動開展監督，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一）增強接受監督的意識。監督與被監督是矛盾的統一體，黨內沒有可以不接受監督的特殊黨員。作為重要崗位工作人員、黨員領導干部，要和普通干部一樣，樹立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應該明白履行崗位職能、行使權力的過程也是接受監督的過程，逐步養成在監督之下工作生活的習慣，主動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其實一些領導干部走上違法違紀的道路，抵制監督就是他們走向墮落的一個極其重要原因。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違法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劉方仁不想接受監督，監督對其流于形式，致使他傾家蕩產，身敗名裂，墮落成一個腐敗分子。

（二）端正接受監督的態度。我們應該端正態度，積極倡導、熱情歡迎和大力支持來自各方面的監督。個別同志由于缺乏嚴于律已和接受監督的自覺性，把監督看成是對自己的不信任、不尊重、甚至看成是整人。這種態度和心理是極端錯誤和有害的。干部的健康成長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如果不能正確對待監督，不及時發現和改正自己的問題，捂著瘡疤不讓揭，諱疾忌醫，最終會在紀律和法律面前追悔莫及。原河北省第一秘李真在反思自己走向毀滅的根源時說，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掌權者一旦成為脫韁的野馬，遲早會掉進懸崖。在當權的日子里，很少考慮黨紀和法律，覺得離我太遠，有時候做一下批評和自我批評，算是對自己的監督，時間長了，腦子里哪還有黨的紀律和法規。

（三）努力營造良好的監督環境。要營造一種監督有理、監督有功的氛圍，要求我們面對贊譽，不能迷失方向，而應該深入到敢于真心實意地監督自己、直言不諱地批評自己的干部和群眾中去，鼓勵他們發表不同意見，提出不同看法，主動誠懇地對待他們的意見建議，該提醒的提醒，該批評的批評，該制止的制止，充分調動和保護群眾監督的積極性，營造一種敢于監督、善于監督的良好氛圍，只有這樣才能聽到真話，看到實情，才能時刻保持清醒頭腦，提高免疫力。

第一句，政治上跟黨走。就是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政治方向，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嚴肅黨的政治紀律，保持政治上的堅定和清醒，經得起任何風浪的考驗。

第二句，經濟上莫伸手。信守黨員干部行為準則，經得住金錢與物質利益的各種考驗。做到不突破紅線，不向上攀比，不心存僥幸。

第三句，作風上解民憂。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上，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為大眾謀福利。保持高尚的情操，一身正氣，樹立良好的形象，遠離燈紅酒綠的誘惑，嚴守思想道德防線。

第四句，工作上爭上游。以事業充實人生，以事業實現價值，以事業凝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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