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讀音jiàn shè，是一個漢語詞匯，釋義為建立、設置或陳設布置或指創建新事業或增加新設施，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作風建設黨課材料3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作風建設黨課材料3篇

第一篇: 作風建設黨課材料

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黨課講稿

　　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黨課講稿
　　
　　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　　
　　　?　　
　　同志們：　　
　　按照支隊創模辦的要求，大隊級黨委書記要帶頭講一堂黨課。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還在不斷顯現，要化危為機，完成繁重任務，實現科學發展、超常跨越的目標，務必以堅強黨性和良好作風提供可靠保證。借此機會，我想和大家共同探討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的內涵及關系；二是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的重要意義；三是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的途徑與方法。　　
　　一、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的內涵　　
　　黨性修養的內涵　　
　　黨性修養，是指黨員以共產黨的特性來規范自己的言行，達到自覺自愿履行的程度，即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堅定的政治信念，先進的思想覺悟，堅強的組織觀念，必備的文化技能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成為社會的中堅、民族的脊梁、階級的先鋒和時代的楷模。黨性修養主要包括政治修養、理論修養、思想修養、道德修養、作風修養和紀律修養等。黨性修養是對共產黨的本質屬性的內化；是黨員在改造客觀世界中自覺運用黨性原則規范自己的行為，克服和抵制各種錯誤思想，不斷改造主觀世界，不斷開創實踐和認識新境界的過程；是黨員自強和自律的統一。　　
　　作風建設的內涵　　
　　黨的作風是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生活等各個方面一貫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是黨的性質、宗旨、綱領、路線的外在體現，是黨的創造力、戰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內容。黨的作風包括思想作風、學習作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黨的作風是黨的建設成功的保證，體現黨的宗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　　
　　黨性修養與作風建設的關系　　
　　黨的作風是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外在反映，是黨性修養、政治品質、道德境界的具體表現。黨風根源于黨性，由黨性所決定并體現和制約著黨性。黨性是一個政黨所固有的區別于其他政黨的內在屬性，是黨的階級屬性的集中表現。黨性是黨風的內在根據，黨風是黨性的外在表現。黨性決定黨風，黨風體現黨性。黨性修養與作風建設有密切關系，領導干部的黨性強與弱，直接關系黨的形象。只有加強黨性修養，才能樹立和弘揚優良作風。只有黨性強、作風正，才有民心順、社會穩、事業興的良好局面。　　
　　1、黨性修養與作風建設是源與流的統一。“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黨性修養是作風建設之源，作風建設是黨性修養之流，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源遠流長。我們經常講，要從源頭來懲治預防腐敗。源頭在哪里?就在于黨性。胡錦濤總書記從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的角度提出構筑拒腐防變的能力，這是思想上的升華和認識上的深化，抓住了根本，溯及了源頭。毛澤東同志是最善于從哲學高度總結經驗教訓、抓住問題根源的。在總結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時，他指出，固然有敵我力量懸殊的客觀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革命黨自身的原因。　　
　　2、黨性修養與作風建設是內與外的統一。孟子說：“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胡錦濤總書記指出，黨性是作風的內在依據，作風是黨性的外在表現，黨性純潔則作風端正，黨性不純則作風不正。“物必自腐而后蟲生”。我們一些優秀干部，面對誘惑不為所動，根本是源于黨性的堅定;然而一些腐敗分子，在誘惑面前趨之若鶩，根子是由于黨性的喪失。　　
　　3、黨性修養與作風建設是知與行的統一。毛主席曾經指出“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黨性與作風是一個知與行的統一體。黨性修養是認知的過程，作風建設是行為的表現。知與行的統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無疑作風也是檢驗黨性的標準。我們有個別黨員干部口號叫得響當當，內心卻是臟兮兮，這種虛假的忠誠即使能夠蒙蔽于一時，最終也會被黨和人民所唾棄。　　
　　二、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的重要意義　　
　　堅持不懈地加強黨性修養，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使各級領導干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是我們黨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不斷勝利的寶貴經驗，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內容。　　
　　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是加強黨的建設的優良傳統。我們黨始終把黨性黨風問題作為黨的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來抓。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革命戰爭年代緊緊抓住“革命”的時代脈搏，加強以“奮斗”為主題的黨性修養，通過延安整風運動，開創了我黨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共產黨員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的新途徑，達到了全黨空前的團結和統一，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和發揚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集中解決黨內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取得了改革開放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針對當時黨的作風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八個堅持、八個反對”，開展了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活動，著力解決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干部生活作風方面的突出問題，取得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成就。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大力推進以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重點的作風建設，重申“兩個務必”，對領導干部提出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三為民”要求，先后在全黨開展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學習教育活動，并提出了“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新局面。　XX年1月13日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領導干部黨性修養，使各級領導干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樹立和堅持正確的事業觀、工作觀、政績觀，以優良的作風帶領廣大黨員、群眾迎難而上、銳意改革、共克時艱，指出了作風建設“根”的問題。　　
　　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具體體現。黨性修養和作風狀況，是衡量一個政黨是否具有較強執政能力、能否始終保持先進性的重要標志。中國的問題，關鍵是黨的問題，黨的問題關鍵是黨員干部的問題，黨員干部的問題關鍵是黨性問題。共產黨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共產黨的人品修養、黨性修養，取決于我們黨能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終堅持負重前行。周恩來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后人把他的人品修養總結為“六無”：即死不留灰、生而無后、官而不顯、黨而不私、勞而無恕、死不留言。但大家一定要端正態度，根據現象找問題，對照問題找差距，看自己身上是不是有這些傾向和苗頭，看自己身邊是不是有這樣的人，每個單位、每名干部都要認真反思，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們只有不斷加強黨性錘煉、切實轉變工作作風，才能永葆共產黨人特有的素質，保持黨的先進性，不斷增強黨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戰斗力。　　
　　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是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迫切需要。加強黨性修養、筑牢思想防線，是領導干部自覺抵制腐朽思想侵蝕的根本途徑，是新形勢下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關鍵環節，是預防腐敗的重要內容。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同時，隨著民主政治的推進，民間反腐已蔚然成風，比如媒體反腐就是民間反腐的一種形式。媒體既可以把領導者聲音放大到老百姓中去，也可以把老百姓的聲音通過媒體放大，讓當權者知道，因此媒體既可以成為穩定的因素、積極的因素，幫助我們反腐，但掌控不好，也可能釀成大事。所以，針對當前新任務、實現新目標，針對統一思想和意志，針對繼承傳統，針對解決新問題，都要求重提黨性修養。　　
　　三、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的途徑與方法　　
　　黨員領導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領頭雁”，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代表著黨的形象，影響十分重大。特別是在黨性修養和作風建設上，領導干部能不能帶好頭，起著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導向作用。黨員領導干部應如何才能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我認為應該做到“端正四種觀念、克服四種心理、處理好四個關系”。　　
　　端正四種觀念，即端正義利觀、苦樂觀、財產觀和是非榮辱觀。　　
　　一要端正“義利觀”。具體一點講，要處理好“名”和“利”的關系。“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們要十分珍惜名聲，對有損個人形象和單位形象的事絕不能干。要注意把握好分寸，即有名有利的事積極干，有名無利的事認真干，有利損名的事堅決不能干。要處理好“公”和“私”的關系。應當堅持公私分明，界線清楚。　　
　　二要端正“苦樂觀”。西方哲學家博洛爾說：“簡樸和適度的飲食，一種正常的生活和莊重節制，這是防止政治腐敗最好的防腐劑。”我們的確清苦、辛苦、艱苦一點，但與普通民眾比，與同齡人中的下崗職工、打工者、農民比，我們的日子比他們要好過得多。因此，我們要保持勤儉節約的美德，少索取、多奉獻，少攀比、多節約，少比待遇、多比工作，靠我們的雙手創造更大的幸福。　　
　　三要端正“財產觀”。我們現在都不是無產階級了，都成了有產者了。我們的合法收入和財產雖然不多，但維持我們過一個體面的日子還是夠的。比利時有本叫《老人》的雜志，對60歲以上老人開展了一次“你最后悔什么”的專題調查，結果是70%的老人后悔年輕時努力不夠，以至事業無成；67%的老人后悔年輕時選擇了錯誤的職業；63%的老人后悔對子女教育不夠或方法不當；只有11%的老人后悔沒有賺到更多的金錢。可見，錢的多少并不是決定一生幸福的決定性因素。　　
　　四要端正“是非榮辱觀”。受法制完備程度、執法到位情況、核心價值健全狀況等因素影響，難免會出現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榮辱錯位的現象。比如說，把闖紅燈、踩紅線看成是思想解放，敢闖敢冒；把學雷鋒、做好事說成是傻冒；把艱苦奮斗、勤儉節約說成是不合時宜的土氣、小氣，等等。但我們要堅信這不是社會的主旋律。我們對此應保持一份清醒，總之，結論是兩條：一條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另一條是“知足常樂，知止不恥”。止就是不走邪線、不踩底線、不觸紅線。　　
　　克服四種心理，即克服滿足心理、攀比心理、貪占心理和僥幸心理。　　
　　一要克服滿足心理。目前有些黨員干部存在滿足心理，主要表現為工作標準不高，自以為是，稍有成績便沾沾自喜；在世界觀改造上不求進取，固步自封，自己覺得先進，其實所作所為比群眾先進不了多少，甚至落后于一般群眾。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對自身的要求，要自覺克服滿足心理，始終以昂揚的斗志，永不懈怠的作風，拼搏進取的精神投身工作，改造自我，與時俱進，努力做到在思想上先人一步，工作上身體力行，作風上率先垂范。　　
　　二要克服攀比心理。作為一名黨員，我們不能和社會上的有錢人比有多少錢、多少房產、多少積蓄，也不比奢侈的生活，而是比誰更有文化知識，誰的子女更發奮，誰的日子過得更輕松自在，誰的社會輿論、公眾形象更好些。因為這樣的攀比出貪欲、出腐敗。因為攀比就會心理失衡，引起觀念的變化，造成思想大堤的潰決，我們應引以為戒。　　
　　三要克服貪占心理。欲望是人的一種本能，凡人都有七情六欲。我們有的干部之所以在權錢色等的誘惑下落馬，究其根源，就是在欲望面前把握不住自己，為欲所困、為欲所害。所以說，貪欲是一切腐敗之源，追求私欲的滿足是腐敗行為的原動力。因此，我們要堅持為政清廉，就必須從主觀上克服貪欲。　　
　　四要克服僥幸心理。所謂僥幸心理，就是面對一件惡事丑事，相信由于種種偶然的原因而得以蒙混過關或免去災害的一種心理活動。僥幸心理雖然能夠使人在某一件事情上蒙混過關，帶來一時的“心滿意足”，但決不可能給人帶來永久的安寧和幸福。因此，我們要努力在“自覺”、“慎獨”上下功夫，在可能出現的“紅包”等誘惑面前，千萬不要心存僥幸，耍小聰明。　　
　　處理好四個關系，即處理好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權力與責任、做官與做事、自律與他律的關系。　　
　　一要處理好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變革，新事物不斷涌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勢必要涉及各種利益調整、利益分化以及利益分配等諸多矛盾，也同時會影響到我們當中每一個成員的個人利益。馬克思曾經說過：“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更注重集體利益，人們的個人利益才能最好的得到實現；沒有集體利益的實現，個人利益的實現只是一句空話。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作為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應該比其他社會成員更加自覺地顧全大局，帶頭處理好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把個人利益的實現與集體利益的實現有機地統一起來。　　
　　二是處理好權力與責任的關系。中國古代官員是皇帝任命的，只對“萬歲爺”負責。但《中庸》也說：地位在上，不凌辱下。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地位和職務只是我們腳下的臺階，并非自己的高度，因此我們必須對人民負責。權力就是責任，有一份權力就有一份責任；權力越大，職務越高，責任就越大，任何一名黨員干部都不能只看到權力，而輕視或忘掉責任。我們必須時刻牢記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權力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　　
　　三是處理好做官與做事的關系。能不能處理好做官與做事的關系，說到底就是能不能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的問題。“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領導就是服務，做官必須做事。做官的人做事，要求真務實，要想事、干事、懂事。要著眼更好地履行自身職能，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優勢與劣勢，做到經驗早總結、問題早發現、措施早落實，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閃光的業績。要識大體、顧大局，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互相團結是最好體現。大家在一起共事，是一種緣分。要珍惜這種共事的緣分，多一點謙讓，多一點寬容，多一點溝通，做一個受人尊重、受人歡迎的人。　　
　　四是處理好自律與他律的關系。這是辯證統一的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自律是內因的結果，主要靠道德約束和個人修養；他律是靠外力約束，主要依靠法律法規的強制和各種形式的監督。對于黨員干部來說，要使自己沿著正確的方向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自律和他律都很重要，但首先應該主動地嚴格自律，始終保持嚴謹的生活態度和優良的工作作風。把握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做到領導在場與不在場一個樣，八小時以外與八小時以內一個樣，沒有監督與有監督一個樣。再次，對領導干部來說，一定要謹慎交友，冷靜交友，從善交友，選良交友，擇廉交友。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永葆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和昂揚銳氣，站得住、立得牢、行得正。以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為標準，進一步拉高人生標桿，爭當黨性修養和作風養成的模范。　　
　　

第二篇: 作風建設黨課材料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實事求是

（黨課講稿）

前 言

大家好，我們接著講關于作風建設的問題，那這一講講的是“實事求是”這個命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實事求是是極端重要的理論武器，極端重要的作風路線，為何這樣說？實事求是這個話說了大家都懂，但為什么單單只有共產黨這樣，絕非如此，任何一個政黨要是能夠做到實事求是，它肯定能夠永遠地執政下去，因為不是任何一個民族，不是任何一個文明，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真正參透實事求是的意味。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文明都是在宗教思想的引領之下形成的，那宗教思想來自于實踐，但它的追求未必真的符合現實生活，所以，要在人的生活領域的所有方面、所有的環節都做到實事求是，這實在是不太容易，其實對于個人而言也是這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認同的原則，可自己人推的理想和原則未必也符合情況，不然的話人生怎么會經常遭遇挫折呢。對于一個人是這樣，對于一個黨更是如此了，我們講實事求是，必須得先領會實事求是的含義，它有哪幾個層次。

一、“實事求是”要求黨員干部會學習、善于學習

首先，實事求是要求黨員干部會學習、善于學習，那為什么要從學習的角度談實事求是？因為實事求是首要體現的是一種學習態度，其次，它體現的是一種實踐態度，當然，這是我們做到實事求是的步驟，從另外一個層次上來說，實踐是根本性的，我們是為了能夠有實事求是的實踐，才有了實事求是的學習，但對于一個人能否做到實事求是來說的話，先得實事求是的學習，才有實事求是的實踐。

實事求是為何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在作風建設當中的一個追求？它直接的引導是來自于毛澤東主席的這句話，“實事求是，努力工作”，這是1941年冬，毛澤東主席為中央黨校的題詞。

當時中央黨校的教育長彭真，曾向毛澤東請示，為中央黨校要題一個校訓，毛澤東說應該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所以很多人回憶到，毛澤東是1943年11月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的，根據是1943年11月7日，中央黨校大禮堂竣工前有人提議要在大禮堂正門上掛一個校訓題詞，于是就有人請中宣部的范文瀾，說：“范老先生寫幾個字吧。”結果范老先生寫了幾個字，自己感到不滿意。于是他就提出索性找毛主席來說，毛主席同意了，就寫了“實事求是”這四個大字。其實毛澤東在1941年就有了這樣一個題詞，當時他不是在中央黨校大門口提的，這是他在報紙上提的一番字，其實“實事求是”這個字最早應追溯到1941年。這是一個典故。

但實事求是，為什么毛澤東主席會提這四個字？其實是得益于他扎實的國學功底，毛主席非常厲害，他的中國傳統哲學的修養極深，國學功底極深，實事求是是中國傳統哲學里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最早這四個字是來自于班固的《漢書》，班固說當時的河間王劉德這個人是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后來唐代的顏師古對《漢書》進行評注的時候，他對這句話的注解是“務得事務，每求真是”，對所有的事情，劉德這個人都要求其本源，這個態度在生活當中真的是不易事事都做到的，實事求是其實是一則古訓。

這則古訓的意韻更加地深遠，實事求是在人的作風上就體現為要杜絕待人接物中的偏執，盡管孔子、老子，儒家經典學說當中最早是沒有“實事求是”這四個字的，但它已經表達出了這樣的意思，例如孔子在《論語?子罕篇》中就提出，“子絕四”，有四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他講的是，“毋意，毋必，毋古，毋我”，其意是不要太固執，在待人接物當中不能太固執己見，有時候太固執己見，就會偏離事情的真相了。

那漢代的鄭玄對這句話有這么一個評價，叫“以道為度，唯道是從”，要以客觀規律為自己的尺度，講的是實事求是。到了南宋，朱熹也有一番自己的闡述，執中而無權，則膠于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真要做到沒有偏執，什么事情就要放松心態，站在一個中間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如果你不知道變化的話，那就是偏執了。講得也很好，我們有時候自己想法未必是對的，別人的想法也未必是對的，我們走一個中庸之道的態度，有時候中庸之道并不是和稀泥，很多人對中庸的理解不對，中庸其實是讓我們跳出來觀察問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所以實事求是是中國古代人的一個智慧。

古代人還提出了一個原則是在閱讀過去人的文獻的時候，要站在過去人的角度思考問題，不要站到今天的角度思考問題，更不能想當然，這樣的話才能理解這些文獻的含義，這是要在學習當中做到實事求是。孟子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話講得非常地精彩，你要談到一個古人的思想，你可以讀他的詩和書，但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他這個人活在怎樣的世上，你真能讀得進去嗎？就像我們今天讀馬克思的著作，我們不知道馬克思當時那個時代的時代環境，我們能夠明白他要講什么嗎？所以他說，一定要知道古人所處的世界是什么樣的，我們才能跟古人交朋友，這個話真的講得非常生動。似乎很好理解，但其實無論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還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上，出現了太多的教條主義，原因就在于不懂得如何跟經典作家交朋友，不知道他們那個時代的環境是怎樣的，所以我們對他們理論的理解都出現了偏差。在學習當中不懂得實事求是，在待人接物的過程當中自然就會產生偏執，其實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我們在黨校學習，很多領導干部自己的心中都有很多想法，這些想法許多也是從書上讀到的，但如果他們不能夠結合自己的工作實際去運用這些想法，就會形成偏執，就會抱怨自己的實踐環境，但其實不是環境錯了，是他沒有理解環境，這是中國人也常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道理。

下面我們回到班固的《漢書》里的這段記載，它記載的是河間獻王德（劉德），它是這樣講述這個過程的，河間獻王德，劉德這個人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個人從民間得到了許許多多的善書（原本書），不是后面人抄錄的書，當時也沒有印刷術，也沒有今天的版權，書都是抄寫的，抄寫就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錯誤，他從民間得到了很多書的原本，所以這個人非常地重真。他就把這些原本當中的真本都保存下來了，他為了能得到真本，他加金帛賜以招之，誰能給我這些原本，我就給他金錢，就賜他玉帛，非常地大方，所以四方道術之至人（做學問的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王者。祖宗上留下來的舊書都獻給流了了，所以他得到的書非常多。與漢朝等，與朝廷的藏書都可以等量齊觀，而且他還特別批評的一個人淮南王劉安，劉安這個人也很了不起，他的能下有許許多多的學士為他專門撰寫了一部書是《淮南子》（亦稱《鴻烈》），這部巨著是由我們研究漢代思想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但班固卻認為劉安這個人也很好書，但他招的人率多浮辯，大多的人給他的不是真本，而是浮于淺層次的表象的，喜歡討論一些理論問題，當然班固認為光在淺層次上討論理論問題，顯然是實事求是，這個批評對我們來說也非常地有教義，大家經常也會爭論一些理論問題，但爭論的是真問題還是假問題，你看的這些文獻有沒有考證和考據過，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劉安的做法也有其意義，但從實事求是的態度上來說，劉安確實不如劉德，班固就講劉德所得的書都是先秦舊書，那是很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書籍非常難以保存，孔子說在他的那個時代能看到夏朝的書非常難得，書籍很難保存，經常有戰亂和大火，但劉德得到的書，這些書許許多多的都是先秦的孤本。

所以，班固就認為劉德這個人的做法叫“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后面還提到了劉德這個人非常重視學術，經常與一些儒生在一塊討論問題，其實是基于他做學問的態度非常扎實。共產黨人是講究學習的，學風是作風的前提。如果你沒有好的學風，我們很難談得上有好的作風。劉德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人的學風過硬，所以他在作風上也能得到大家的喜愛。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清代的乾嘉學派，晚清的乾嘉學派是將“實事求是”這四個字的古訓發展到極致的，在他們的思想當中，什么叫實事？實事即是問題所要解釋的對象，我特別要強調兩個字“解釋”，“解釋”二字是中國傳統的實事求是，與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之間的一個差別，馬克思曾說過，過去的哲學都是在解釋世界，但哲學的任務是要改造世界。中國古代人的實事求是主要是解釋對象，而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是要解決問題，但沒有在解釋對象上秉承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那就不相信在解決問題上也能實事求是。乾嘉學派的思想里認為實事是解釋問題的對象，求是問題的解釋方法，是是問題的解釋目標，這概括得非常精妙。乾嘉學派具體的學術思想在這里就不作闡釋了，我們所要談的是他們的思想態度對我們今天來說是怎樣的一種教義。

這個我們從乾嘉學派的大師戴震當年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戴震難師》，以前叫《戴震問師》，通過他的這個故事我們可以領會一下。這一段話講的是《戴震難師》的故事，戴震10歲那年才能說話，這有夸張之言，它說：“蓋蘊蓄者久矣。”這個人一直都很聰明，智慧藏在肚子里面太久了，把他身體的某些機能給壓制住了，所以導致他10歲才能說話，他說話之后，“就傅讀書”，就跟著師傅讀書，“過目成誦”看完之后就能朗誦，“日數千言不肯休”，他一天能說那么多的話，或能朗誦那么多的東西，有一次老師在教授朱熹的《大學章句》的這本書當中，教授到“右經一章”，于是他就問老師說：“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孔子的這句話，他怎么可以知道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把這句話表述出來的？于是老師就問了，“這個你不能質疑，這是朱熹所說的。”在明清時候朱熹可是大圣人，那可是僅次于孔孟的圣人，明清時期所有老學者讀的孔孟的四書五經的話全是朱熹注的，朱熹的話怎能質疑，這是朱熹說的，不能懷疑。那戴震就請教老師說：“朱熹什么時候的人？”老師說：“朱熹是宋朝人。”“那孔子、曾子什么時候的人。”老師說：“是周朝人。”戴震又問：“周朝和宋朝隔了多少年？”老師說：“隔了2000年”，那戴震就問說，“你老師你給我解釋一下，這朱熹怎么就知道2000年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這下子老師被問得沒話可說了，就說：“哎呀，這可真不是一個一般的小孩。”這句話是著名的《戴震難師》的故事，講的也是實事求是的精神。朱熹是當時學術界的權威，那權威說的就一定正確嗎？權威的解釋就一定正確嗎？所以，整個乾嘉學派是要返璞歸真，回到孔孟的經典當中去解釋問題的本源到底是什么。所以，朱熹這段難師的故事現在已經收入了中學的語文課本，這一點做得非常好，從孩子啟蒙時代就要學會一種刨根究底、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還是那句話，學習上實事求是，工作上才會實事求是。這是朱熹的故事，它講究的是傳統的中國人在學習上講究的實事求是。

那一提學習我們就想到了中國人是一個非常善于學習的民族，尤其是近代以來我們遭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歷史，但反過來我們也要想，其實這段歷史也是我們努力學習的一段歷史，我們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如我們在器物上學習西方，“洋務運動”，我們學習西方開設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機器局，在器物上學習西方。我們為了學習西方，還派遣幼童出國留學，學習西方的技術。但器物上學習西方，其成果后來被證明很大，但不是根本性的，甲午海戰一敗便知道了不能光在器物上學習西方了。

在很早的時候，在“洋務運動”開始之初，我們在學習西方的時候也并不局限于器物，我們也學西方的一些科學，左下部分的照片是在中國最早的大學里，這些留著長辮子的學生都在學習西方的數學，嚴復很早就開始翻譯西方的一些哲學著作，當然嚴復比較晚，嚴復的影響力都在甲午之后。

后來又發現光學習西方的技術和思想也沒有用，更重要的是要學習西方的制度，所以在甲午之后，中國思想界就分裂出了改良派和維新派以及后來的革命派。改良維新派設計了一套君主立憲的制度藍本，主要是學習英國，更主要的是學習日本，英國是虛君立憲，日本是實君立憲，這兩種方案在當時都被拋了出來，所以在1905年的時候，甚至清王朝還出國到英國考察他們的制度結構，和我們今天期盼的西方人的憲政模式，當時我們還派人出去考察。維新派經歷了“百日維新”，后來失敗了，但它已經證明了在制度上一味地學習西方、照搬西方是不太科學的，但似乎制度上的照搬并沒有因維新派的失敗而終結。

清王朝自己也試圖進行了改良，后來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證明在實踐當中遭遇了挫折，議會成員大部分是皇族內閣，所以導致了人們極度的不滿，到最后索性就革命了，但革命最后所確立的制度模型也是來自于西方的，所以無論是通過“戊戌變法”、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后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所有的學習都是在一味地照搬照抄，中間其實中國因素并不多，所以，這樣的學習很顯然是失敗的，我們中國人強調以古為鑒，近代人強調以西為鑒，無論是以古為鑒，還是以西為鑒，不搞清楚古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情況，都做不到實事求是。所以，中國古代的智慧講得還是對的，只有搞清楚古人和西人他們所處的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和社會，我們才能談得上與他們交朋友，我們才能談得上正確地學習他們，這是實事求是的本源。中國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但近代以來很多的學習都因沒有做到實事求是而失敗了。

那共產黨人的學習又如何？共產黨人最早的學習其實也沒有做到實事求是，如果近代以來所有的挫折來自于全盤西化，共產黨人最早的失敗就來自于全盤的俄化，那共產黨人為什么后來能走向勝利？就在于這樣的學習真正擺脫了全盤俄化思想的束縛，我們懂得了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二、實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實踐”

所以第二部分是實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實踐，如果中國人傳統的實事求是是在于要正確地解釋問題，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在于正確地解決問題，要想正確地解決問題，必須將學習與實踐相統一。所以，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時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直到今天對我們黨還有深遠的意義，所有的黨員干部最好要讀讀這篇文章，寫得非常棒，這篇文章當中有這么一句話，他是批評當時黨內很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學習的態度是怎么的，毛澤東主席說，他們都是抽象的，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說，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哪里去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我們學理論是為了解決問題，絕大部分人就抱著理論經典不放，這是一個不好的學風。在不好的學風基礎之下，可想而知他們的作風怎樣，唯經典是從，唯命是從，獨斷專行，毛澤東主席對這個問題看得非常清楚。其實他的一篇文章當中就曾提出，其實在思想上的這種獨斷專行、主觀主義和在行動上的脫離群眾完全是一個邏輯，到手的這些教條不放，那就不會跟群眾打成一片，你只會覺得，你們這些人為什么想法不符合經典呢？還別小看，今天我們的一些學者、官員也有這樣的想法，總覺得群眾很愚昧、很落后，尤其我們在黨校培訓的時候也碰到一些領導干部，他有時也在抱怨，老百姓不懂我們的政策，不是老百姓不懂你的政策，是你抱著你的那套政策的合理性不放，不跟老百姓溝通，不到實踐當中檢驗，當你固步自封的時候，你當然會覺得老百姓跟你格格不入，但這就像毛主席說的那樣，為了單純的學理論而學理論，為了單純的貫徹政策而貫徹政策，很多學者的態度也是這樣。知識分子有的時候瞧不起老百姓，認為自己的那一套才是對的，不明白老百姓為什么都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的原因是你是從理論到理論，沒有通過實踐的方式來理論傳輸出去，不是說學理論不對，而是要在應用于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將理論升格，所以毛主席的話到今天也還是有很深刻的意義。學風不正，作風一定不正。

那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馬克思主義是要在實踐當中獲取真理性的認識，這一點馬克思在他青年時代著名的著作《神圣家族》里講得非常清楚，馬克思有一句精彩的話，“思想一旦離開了利益就會使自己出丑”，宣傳思想是對的，但不能跟人類社會的切身利益脫節。這句話講得非常精彩，像《神圣家族》這樣的著作也寫得非常通俗淺白，黨內的高級領導干部這種經典著作真的得讀，黨校現在開經典著作課程，這做得非常好。

毛澤東主席就把獲得真理性的認識劃分為“三部曲”。第一步，發現問題；第二步，認識問題；第三步，解決問題。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這個認識問題就是這“三部曲”，但毛澤東沒有說單純的認識就是認識了，你只有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才能驗證你的認識是不是正確的，當你認識到的時候先拿到實踐當中試一試，通過解決問題的過程才能驗證認識是否正確，所以認識問題是獲取真理的第二環節，不是最終環節。而主席又將這“三部曲”抽象為三個概念，發現問題是獲取感性認識，認識問題是理性認識，解決問題是實踐。而感性認識也伴隨著實踐，感性認識是在實踐當中收集感性素材而形成的，把這些素材拿到大腦當中去加工形成理性認識，再把認識放到實踐當中去檢驗又獲得了新的感性認識，如此循環往復，最終形成了知名當世、知行合一的認識論。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實事求是，就跟古代人講的不一樣的，古代人是從學習的角度上而言，我們要從實踐的角度上來說，從實踐的角度上來說，實事是以客觀國情和政策預案實現準確系統全面的把握為基礎。這句話是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說的，胡鞍鋼教授是學理工科出身的，所以話也講得比較理工科，他講的還是挺對的。以決策系統輸入充分必要的知識和經驗。要把握國情，要做政策的預案，我們要為做政策的決策提供一套知識和經驗。求是的意思是決策應當善于學習和實踐，善于知識和經驗，發揮主觀能動性對客觀國情和政策預案做出準確系統全面的評估和判斷，在實踐中解決問題。這講的就更細了，我們怎么樣在實踐中解決問題？要有準確系統的判斷、評估和科學的分析，這是循環往復的過程，只有做到踏實的實事求是，我們才能可謂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現在很多的領導干部把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給割裂開來了，科學決策必須包含著民主決策，因為科學的一些評估、方法、判斷一定要以民意為基礎，老百姓對這項政策的認同度怎么樣，沒有民主決策的環節，這些評估和判斷往往就要打折扣。所以實事求是既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那我們如何做到實事求是？毛主席給我們提供了“三大法寶”。第一個法寶，有的放矢。無論在學習還是在實踐當中，問題導向要清楚，不能張冠李戴，有的時候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按下了葫蘆起了瓢也不行，所以要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抓主要矛盾，我們在日常的具體工作當中，面臨的問題是錯綜復雜，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多元化的一種結構，那關鍵是干嗎？從多元化的結構當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只抓一點，不計其余，要抓就抓主要矛盾，就是抓一團亂麻當中關鍵的死結，把這個結解開了，其他問題很多也都迎刃而解，這是有的放矢。這是實事求是，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客觀地分析問題，自然不能客觀地解決問題。

第二個法寶，下馬觀花。他在年輕的時候說過一段話，這段話也講得很精彩，他說：“走馬觀花，雖日日觀，猶無觀也。”要是走馬觀花，天天在看花，其實跟沒看一樣。所以他后來在解放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著作是《工作方法六十條》當中他專門指出要下馬觀花。看花就得停下來，仔仔細細地去端詳。這一點對調查研究是很有啟發的，毛澤東主席非常重視調查研究，現在習總書記也倡導干部要調查研究。

但在實踐當中調查研究就成了走馬觀花，調查研究研究一種儀式化的表現形式，領導走哪里看一看，發幾句感慨就結束了，這不能叫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要深入群眾，聽取問題，獲得感性素材的，可在很多地方很多領導那里，調查研究成了領導示范自己的權威，傳輸自己的精神意志的一種表現了，這就違反了調查研究的實質，調查研究是下馬觀花，結果變成了走馬觀花，而且調查研究中還隱藏了很多問題。下級干部看到上級領導來了，很想向上級領導反映一些情況，可是又不敢說，因為害怕，萬一把問題講得太嚴重了，怕上級領導不高興，最終只能報喜不報憂。

我曾聽過黨校學員說過這么一段故事，可能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例子，講的也很簡單。有一次一個縣委書記在黨校培訓的時候跟上級的一個副市長在培訓的時候，跟上面一個省里面的干部在一塊兒做交流，黨校經常會有一些學員之間的雙向交流、學員論壇等，很豐富，所以領導干部有機會來黨校培訓的話可以積極參加這樣的活動。在交流過程當中他就講到了當時他們市里面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當地的副省長還是副書記聽到這個問題之后就跟他們說：“我到你們那里視察了三回了，你怎么都沒有跟我講這些問題。”下面這位市里面的領導就覺得這有苦說不出，視察的時候不敢這樣講，這是在黨校，我們作為同學之間，我終于把這個話講出來了，所以就說明有的時候不是下面的干部不想說真話，而是當時的環境沒有辦法說真話，下馬觀花變成了走馬觀花。

第三個法寶，“紅”、“專”并進。我們今天一聽“紅”、“專”并進，腦子打了印象，是不是“文革”那一套語言？其實不是。“紅”、“專”并進非常有道理，它講的是黨員先進的思想理論、道德信念一定要跟自身的技術專長結合在一起。我們共產黨剛打下江山的時候，那時候黨內的干部思想、理論、道德信念都是很過硬的，但那時候大部分是軍事時期的軍事家、革命家，不太懂怎么建設一個國家，所以毛主席就提出：“要把有專業技能的人吸納到黨內。”把這些知識分子吸納到黨內，讓他們接受黨的理想信念，這是“紅”、“專”并進。同時還要把黨內這些優勢的干部培養出一批在專業技術能力方面非常過硬的人。所以，“紅”、“專”并進是要求干部既要成為杰出的政治家，又要具備治國理政的專業技能。

可是我們也必須認真清楚地看到一個現實，改革開放以后，“紅”、“專”并進的問題被倒轉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隨著我們將經濟建設作為工作的重心，黨內現在是有一大批具有專業能力的治國理政的干部，套用西方的術語，我們稱這批干部為“技術官僚”。黨內現在不缺技術官僚，而且有很多干部在自己的崗位上干的是有聲有色，我就認識一個干部是某一個省的政協副書記，省部級領導，他非常有能力，他在他們省執政了5個城市，每到一個城市，就能夠把這個城市的經濟局面給扭轉過來，這個人是我們黨內目前好干部能干事的典型代表，技術干部，但我在跟他交流過程當中，他也是覺得自己過去學理工科出身的，他是一個學自動化出身的領導，他認為自己在黨史方面和基本理論方面確實有所欠缺，后來他跟我聊天的時候他也指出，國內不能都是像他這樣的干部，我這樣的干部能干事固然好，可是能在一個市里面干好，不代表能夠在一個省里面干好，他當了政協副主席之后就發現，對于大政方向的把握，這一方面的能力不是靠能夠扭轉經濟局勢，能夠處理好經濟和環境的關系，能夠在這些問題做好就能夠在大的政治方略上做好的，這是兩碼事，具有杰出的治國理政的能力的干部不一定能成為優秀的政治家。我們在建國初期，我們的干部大部分是優秀的政治家，而現在大部分干部是優秀專業技術能人，專業技術能人如果失去了政治素養的話就會出問題。

舉一個商務部的例子，在2008年的時候，他們一下子出事被抓了好幾個青年干部，這些人都是具有過硬的技術能力的，那我們現在反腐過程當中打下來很多干部都是在專業技術能力上沒有任何的問題，把一個市能夠扭轉好，能夠把一個縣治理好，但他有很嚴重的腐敗問題，思想道德、理想信念不夠，這還是小事，如果這樣的人沒有大的政治眼光的話，那他眼下的這些成就很可能會對這個城市、省、縣及未來的發展會起到負面影響。

所以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他是一名中國政治問題的專家，他在《改革及其敵人》這本書當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話，他這段話講的是，“技術官僚制度是中國過去成功的關鍵所在，但是它也隱含著中國政治的危機。為什么這樣說？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問題都能夠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的。在毛澤東時代，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導政策，所有的問題都被意識形態化，甚至連很小的技術問題也是這樣。”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當年搞過很多運動，其中有一個運動是“除四害”運動，我們把蒼蠅、老鼠、麻雀、蟑螂都當成敵人來對待，發動群眾“除四害”，這是很小的技術問題，也被意識形態了。

“反其道而行之，盡量把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經常是這樣做的，但問題是，很多政治問題不能簡約成為技術問題。如臺海兩岸關系問題、新疆和西藏問題、中國的國際戰略問題，這些政治問題不是技術官僚通過對成本和利益的權衡所能解決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動作來解決。”得靠政治方法和政治大動作來解決，必須要由政治家，這是“紅”、“專”并進。鄧小平最早是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他提出干部的“四化”，第一是革命化，革命化是指干部要有政治素養，只不過用了當時的語言叫革命化，把它翻譯成今天的話語是干部的政治化，有了政治化才談得上年輕化、專業化。這是毛主席給我們提供的三大法寶，怎么做到實事求是，作風上先有的放矢，要下馬觀花，要“紅”、“專”并進，這是對干部的素質要求，同時也是作風的體現，要沒有調查研究的態度，別人看起來這個人作風就是不怎么樣的。

那毛主席對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如下這段話的解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事物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

三、把握大的方向，積極調整應對

那在實事求是的實踐問題上，我們還要講第三個問題，要把握大的方向，積極地調整應對。事物的發展既然是螺旋式上升的，它就有高有低有起伏，但不要被眼前的起伏迷惑了頭腦，看似是起伏，大方向是往前進的，有時候我們的政策會有所調整，但這種調整一定要把握大方向，實事求是要是脫離了大方向也就不能談實事求是了，很多領導干部將實事求是理解成頭痛醫痛，腳痛醫腳，這是不對的。實事求是不僅要看當前的環境怎么樣，更要把握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只看當前的環境，你的政策就變得游移不定，那就沒有政治家的頭腦，只是一個救火隊員了。

我們在黨的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挫折，但我們也經歷很多挑戰，但毛澤東主席在八大上制定的政策后來出問題了，鄧小平就提出了“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后來到“文革”的時候又出問題了，1975年鄧小平又出來又進行了整頓的過程，很多人認為這次整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前奏。現在很多人一提毛主席的探索就說犯了很多的錯誤，但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的調整，“大躍進”以后就有了鄧小平的八字方針，其實“文革”到了1973年以后我們就開始采取了很多調整措施。共產黨不是說我們犯了錯誤，等錯誤堆積如山了再解決，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在黨的歷史上的錯誤一直都會有及時的調整，所以這個調整是把握住大的方向，隨時隨地地糾偏。

如我們今天的政策也面臨許多的挑戰，如高房價的問題、農民的土地流轉問題、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現在引起了許許多多的爭論，但爭論是好事，爭論得越多，說明我們越接近于民情，爭論得越多，說明我們的調整越是走了群眾的路線，不要因為被現在的爭論被嚇壞了，有了爭論恰恰意味著我們調整的空間大了，我們調整的方案更加切合實際了，事物是螺旋式上升的，不要被一時一地的挫敗所打倒，有了爭論，只要敞開話題，大家坐在一塊兒進行討論，總能夠討論出合適的方案。

四、廣納善言，充實提高

所以，我們下面一個要說的問題是講實事求是除了要尊重實踐，除了要積極調整之外，還有一個是要廣納善言，充實提高。廣納善言是要開展協商民主，用十八大的文件當中的一句話是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等渠道就經濟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要協商和討論，有問題好商量，坐在一塊兒商量，多溝通，反復溝通，廣納善言，充實提高。只有通過廣納善言的渠道，才能把群眾的意見綜合起來，才能把實踐當中遇到的經驗和困難結合在一起，才能做到對實踐的科學的領會。

其實我們的協商制度在很多地方都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如有些國有企業的工會發揮的作用是不錯的，職工代表和企業代表之間可以坐下來討論，有的地方有很好的民主協商一直制度，如溫嶺的懇談制度，

還有單位也會有專門的協商辦公室，如公安局這樣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做得相當好的，再如我們在2006年開始的醫療體制改革是一個收集民意的過程，除了協商，收集民意也很重要，我們經歷了幾番幾輪收集民意的過程，最終達成了一個大家都比較認可的醫療改革方案，盡管這個方案在推行過程當中，還遇到了很多的困難，但這種決策制度現在看起來是非常科學有效的，這種通過幾輪不停地收集老百姓、專家學者及利益相關部門的意見，這種決策方案好在于讓各個利益集團都能夠說話，舉一個例子，就在2006年這次醫療改革的過程當中，利益相關方最重要的一個群體是制藥商，當時美國的制藥商在最早中央提出來征集意見的過程當中它沒有說話，因為它不知道中央的改革會往哪個方面調整，所以它就不好說話，因為作為制藥方，它是既得利益者，可是后來當它看到了改革方案的草案以后，它坐不住了，就站出來說話了，后來它的許多的意見有其合理性，還是被接受了，還是這個藥商的代表就說了這么一句話，“如果是在美國的話，我可以輕松地說服美國的議員，最后的這個方案跟我的理解大差不差，可是在你們中國，我沒有辦法輕松地游說你們的執政者。”他的話講的很有道理，美國人的那套制度只是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它是被大型的利益集團所控制的。而在中國，也許在形式上沒有像美國人那樣所有的政策都體現得那么一人一票，但在它的實質上卻能夠更好地廣納民意，所以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需要打造這樣的制度，而對于一名干部而言，干部的決策作風也得沿著這個思路走下去，這樣執政才有更多的合法性，才能夠贏得更大的民意支持。

所以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根本體現在作風上是要會調查研究，調查研究這個概念，今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了，因為調查研究的方式越來越具體化和科學化了，我們在重大決策的過程當中，征求老百姓的意見這本身也是調查研究，我們的中央領導人把利益相關方請進中南海坐著談，這也是調查研究，但對于普通黨員和干部來說，調查研究還是需要有一些很樸素的方法，其實傳統的方法今天看起來也是很管用的，我們走鄉串戶，跟老百姓坐在一起談心，這種樸實的方法并未過時，把樸實的方法和科學的方法結合起來，這樣就做得更到位。

所以習總書記提出：“調查研究的過程是領導干部提高認識能力、判斷能力和工作能力的過程。經常走出領導機關，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進行各種形式和類型的調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進領導干部正確認識客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轉變工作作風、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眾的需求、愿望和創造精神、實踐經驗。”最后這幾個字至關重要，“了解群眾”，了解群眾的什么？我們今天很多人說了解群眾的利益訴求，當然，但還有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我們要了解群眾的創造精神，要了解群眾有怎樣的實踐經驗。下一堂講群眾工作的時候會專門講這個問題，我們對群眾工作現在認識得太片面了，以為群眾工作就是了解群眾的利益，滿足群眾的利益就得了，其實不是這樣的，群眾工作最高的境界是把群眾的創造性和他積累的經驗給吸納到決策者的身邊。習總書記這句話點得非常精準。所以他提出調查研究要多深入實際、多深入基層、多深入群眾。

五、調查研究，落實作風

那調查研究在中國共產黨內有著悠久的傳統，而集大成者莫非于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之所以能在黨內那么有威信，跟他實實在在地做調查研究密不可分，他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及中期都有代表性的調查研究著作，如1925年湖南韶山的一個調查研究是《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927年在湘潭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都是很著名的文章了。1927年10月在江西永新和寧岡有《永新調查》及《寧岡調查》，《寧岡調查》后來遺失了，這很可惜，1930年在江西尋烏的《尋烏調查》，還有著名的《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

現在還有很多油畫保留的是毛澤東主席當年跟農民運動的領袖們坐在一塊的調查研究。如1935年的《尋烏調查》，他自己都說了，這是在1961年的講話當中說了，說：“這個調查我都找了幾個中下級干部和一個破了產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縣衙門管過錢糧的小官吏，還有一個窮秀才，此外就是尋烏縣的縣委書記。我們幾個人談了好幾天，那些人可有話講啦！他們把他那里全部情況都跟我講了。”調查研究首先得讓老百姓有話講，如果像今天的很多領導干部一樣，走到地方，把調查研究變成了視察和自己的講話，誰還會有話跟你講。你從聽眾變成了把別人當成聽眾了，這就把調查研究搞變味了。毛主席這一次的《尋烏調查》相當地全面，寫了8萬多字。所以他自己都說過，調查研究要定好綱目，要找好典型，關鍵是要讓對方說真話。怎么樣才能讓對方說真話？要跟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做偵探就會讓人家很討厭了。

可是后來黨的建設出現了極大的挫折，如我們搞了人民公社運動，那在人民公社運動當中就出現了很多不實事求是的現象，如“浮夸風”，學過中國歷史課本的人都知道，有“浮夸風”、“共產風”、大煉鋼鐵這些事情，都是脫離于實踐的，我們超英趕美。那在這個過程中，毛主席本人在調查研究上也多有疏忽，如1958年8月的時候，毛主席在視察徐水的時候說了這么一段話，他當時問當地的領導李江生：“今年麥子收得好嗎？”李江生說：“很好，比哪一年都強。”毛主席又問：“每畝多少斤？”當時的支書閻玉如回答：“754斤。”

毛主席笑著說：“不少啊。”后來又問大秋的作物產量怎么樣，問了社里的，問了全線的，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毛主席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的糧食，平均畝產2000斤。”張國忠又說：“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春天山藥35萬畝。”毛主席聽過之后，不覺等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著屋里面的人，說道：“要收那么多糧食呀！”毛主席顯然想起了張國忠在路上介紹的情況，路上說700多斤，“夏天才拿到9000多萬斤糧食，秋季要10億斤，你們全縣31萬人口，你們怎么吃得完這么多糧食，你們糧食多了怎么辦？”

大家一時都被毛主席問住了，后來張國忠說：“我們拿糧食交換了很多機器。”

所以后面的這個話就導致了一個問題，毛主席開始作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即糧食多了怎么辦的問題。所以后來毛主席說，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的，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這是毛主席自己開玩笑的一句話，但這對后面的決策產生非常嚴重的后果，這是一個不真實的調查研究。一個縣十幾億斤的糧食，糧食多了怎么辦？社員們一天吃五頓，后來直接導致一系列錯誤的決策，包括對中國的糧食的產量有了高估，國家征收糧食的標準開始增多，這些都是錯誤的決策，而這是不真實調查研究帶來的一些結果。

所以后來一個相當有級別的干部在1958年的會議上做了這段描述，當時毛主席對實現共產主義變得非常地樂觀，他對共產主義有許多很好的描述，如吃要吃好，不能光吃飽，每頓都要吃葷，或者吃雞子，或者吃豬肉，或者吃魚，或者吃雞蛋。山珍海味吃起來是比較困難的，可以一年吃兩次。現在有些領導干部天天都在吃，看來吃這個問題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已經不是什么問題了。

然后毛主席說要穿，穿也是要應有盡有，要各種花色，各式各樣都有，不能是烏鴉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藍。他說，工作之外其余時間都得穿綾羅綢緞，他的設想是非常美好的，都是毛料絨衣。當然，每一個人都有一件狐皮大衣恐怕辦不到，因為沒有那么多狐貍。因此就要發展狐貍，也要養水獺、老虎，不養老虎不行，不養老虎沒有虎皮。總會有那么一天，每個人可以得到一件狐皮大衣，這就看我們養的狐貍多少來決定。構想得非常理想。如住，要人民公社通通要高樓大廈，通通是現代化設備，每一個居住的地方都是一座花園，設想得非常美好。交通，除了賽跑，凡是走路的都有工具，不賽跑也不行，光坐汽車坐火車，那兩條腿也成問題了，腿越來越小，身體越來越大，所以每天都要跑步。這個對我們今天也是很有啟示的。而且他還說，每個人都要受高等教育，這個理想設計得也是非常到位的。每個人都是演員，都能夠上臺演戲。將來要出幾萬個常香玉，幾萬個梅蘭芳。每個人都是作家，都能夠寫文章，都能夠寫大的馬列主義著作，都能夠搞科學研究。每個人都是體育健將，我們把全世界的體育冠軍通通拿回來。毛主席的設想放到今天還是很鼓舞人心的，可如果這個思想是建立在錯誤的調查判斷，那就會導致“大躍進”時期出現的許許多多的問題。所以，我們今天說調查研究是不能當兒戲的。所以畝產16000斤早稻這樣的事情居然能上《人民日報》，這時候當真正出了問題以后，共產黨人、中央領導人才開始重視科學的調查研究。

所以，1961年1月以后，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查，毛主席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把1961年搞成調查研究之年，他自己就組織了三個調查組，包括周總理、少奇同志也都前往各地去調查。所以，調查研究是不是能深入實際，是不是能科學，體現的是一個領導人正確的作風，也是政策的決策機制。

最后，再通過調查之后進行的一番大調查，認為公共食堂不能不散，供給制不能不取消，最后終于把人民公社的許多做法被廢止和終止了，所以共產黨人的調查能力還是很強的，但如何做正式的調整？要調查研究，調查研究的本質就在于要做到實事求是。

我們今天有很多領導干部也知道調查研究，但調查研究越來越科學化了，所以現在有了一些決策的公司和機制，這都是輔助我們進行調查研究的手段。再如我們現在有了網上征求民意的制度，所以將調查研究的科學化是我們下一步黨的領導能否做到實事求是的重中之重。關于實事求是與工作作風的問題，今天就講到這里。

謝謝大家！

第三篇: 作風建設黨課材料

通過認真學習干部在黨校學習培訓期間加強作風建設的十五項規定，并逐條對照進行深入剖析，深受觸動，找到自身存在的問題和整改措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學習不夠深入，自覺性不高。主要體現在學習不夠深入系統，由于基層工作煩瑣復雜，“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黨的各項決策部署最終落實都在基層。作為鄉鎮主要領導，要考慮全局，安全生產、工農矛盾糾紛調解、產業結構調整、計劃生育等每一項工作都要通盤考慮，認真做好決策，否則將直接影響全鄉經濟社會發展，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所以在學習時總出泛泛而學，總是需要什么，就學什么，存在學習上實用主義，重視對上級文件、政策法規學習，缺乏對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政治理論的學習。

（二）制度不夠健全，各項工作落實督促檢查不到位。根據年初擬定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各級目標考核責任狀，相應制定出臺了措施，狠抓落實，但由于精力有限，時間使用上分配不合理，抓細、抓實、抓具體的實干精神還不夠。對一些部門存在工作不力、作風虛浮、出勤不出力等現象未及時跟蹤檢查到位，導致工作進展不明顯，成效不顯著，沒有形成長效機制，有時發現疏漏，只得采用突擊彌補，而又對其它工作造成影響，常有“顧此失彼”之感。

（三）深入調研不夠，很少形成系統指導性的調研報告。每次深入村寨解決群眾困難和問題，傾聽人民群眾呼聲，了解人民群眾的愿望時，總是就事處事，沒有認真加以總結，形成指導性調研報告，總是上級要求時才靜下心來撰寫一篇。

（四）創新意識不強，總憑經驗處理各項事務、開展各項工作。由于在基層工作時間較長，基層經驗較為豐富，很少遇到長時間用常規工作方式解決不了的事情，導致在今后的工作推進中因循守舊，缺乏創新意識。

二、整改措施及今后工作思路

（一）端正學習態度，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素質。作為鄉鎮黨委書記，是基層貫徹落實黨在農村各項路線方針政策領導者和決策者，每一項工作直接關系著老百姓切身利益，如決策不當，將直接損害老百姓的利益。為此，要時刻要求自己端正學習態度，嚴于律己，虛心學習，樂于求教，以各種學習活動為契機，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七大精神以及黨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不斷加強自身的黨性修養，不斷提高自己的政策理論和工作水平，切實改進學風、思想作風、工作作風、生活作風和領導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群眾路線，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謀一方平安、謀一方幸福，推動本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貢獻自己應有的力量。

（二）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人”職責，推動黨風廉政建設。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是抓好黨風廉政建設的總抓手。作為“第一責任人”的我在思想上、工作上對加強黨風廉政這根筋一直繃得很緊，認真履行職責，抓住突出問題，狠抓黨風廉政建設各項制度和措施的落實。努力建設勤政廉潔的機關，培養勤政廉潔的干部，創造干事創業，加快發展的良好氛圍。

一是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按照“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參與”的原則要求各站、所、股、室、各支部把黨風廉政建設擺上重要位置，真正負起責任，突出黨風廉政建設的主導地位，把黨風廉政建設納入年度總體工作目標，與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同部署、同檢查、同落實，明確責任，嚴格考核，責任到人，確保各項任務落到實處。紀檢監察工作強化四種觀念,以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精神，牢固樹立紀檢監察工作為發展服務的觀念；靠嚴格執紀、嚴格管理，樹立威信的形象的觀念；靠創新制度，開創工作新局面的觀念；“抓兩頭、兩手抓”的觀念。抓先進推廣典型，抓后進找出問題，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上水平，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取得了明顯的成績。

二是以身作則，帶頭廉潔勤政。始終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自覺執行黨政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有關規定，認真學習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之便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自覺加強黨性、黨風、黨紀和廉政方面的學習，注意做到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常修為政之德，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清清白白做官。而是堅持嚴以律己，不搞以權謀私。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風上嚴格要求自己，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明白做人，干凈干事堅決反對奢侈浪費，大吃大喝，堅決杜絕用公款相互宴請、送禮或組織參加用公款支付各類高消費娛樂活動，盡量把有限財力用于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上。

三是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重大事項實行集體研究。始終按照工作權限和工作程序履行職責，堅持公平正直，不徇私情，正確行使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對職責內重大問題決定，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公開辦事，充分發揚民主，盡力避免決策失誤。

（三）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不斷提高行政效率。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各項工作能否順利開展，制度很關鍵，特別作為基層，覆蓋面廣，干部職工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工作主動性和自覺性較差，如沒有相關配套制度進行約束，各項安排部署很難落到實處。為此，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尤為重要。一要建立健全學習制度，用制度來督促學習的自覺性，做到學習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學習中不僅要求全體干部職工學習黨的理論，同時要求學習市場經濟知識、法律知識、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知識、構建和諧社會知識、電腦運用知識以及信息收集、整理、反饋等知識，增強服務人民群眾的能力；二要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嚴格按照制度明確任務，落實責任，如請銷假制度、車輛管理制度、禁酒禁賭制度、報銷制度、責任追究制度、接待來信來訪制度、督促檢查制度、干部廉潔自律、食堂管理制度等，切實轉變學風、生活作風、工作作風和領導作風，時刻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做好每項工作，做到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四）加強督促檢查力度，將黨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落到實處。制度規范了工作行為，但缺乏督促檢查相配套，仍然會出現推、懶、拖、散現象，存在推一推走一走，不推就不走，找制度空子的情況。為此，必須對工作的安排部署要實行定期不定期的進行督促檢查，對落實較好給予鼓勵，在干部大會上進行表揚，對落實滯后的要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給予通報批評，確保各項工作落實到位，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五）深入調查研究，切實做好每項工作決策。要形成調研工作經常性制度，自己率先垂范，堅持走群眾路線,深入群眾、深入一線，了解基層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帶頭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全鄉工作的重點，分成多類進行調研，并形成調研報告，為各項決策部署提供依據。

（六）強化創新意識，推動各項工作深入開展。創新是民族進步、國家經濟繁榮發展的不竭動力。要有積極探索新規律、開拓進取、敢于創新、勇于挑戰的精神，將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舊觀念、舊思想、舊習俗全面革新，搶抓機遇、開拓進取、促進發展、適應實踐的發展和變化，從而不斷提高辦事效率，促進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

總之，通過認真學習對照剖析加強作風建設的十五項規定，讓我進一步認識自己的不足之處，找到解決措施和辦法，悟出了一些今后工作中的思路，將對推進淤泥鄉各項工作的深入開展具有積極的意識，也讓我從中感悟到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真實含義，感悟到加強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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