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漢語詞語案例：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意識形態被處分典型案例5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意識形態被處分典型案例5篇

意識形態被處分典型案例篇1

《意識形態：沒有硝煙的戰爭》讀后感

意識形態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即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我曾經無數次將它作為背誦對象和答題內容，但與此同時，正如文章開篇所說，一說到諸如意識形態斗爭這樣的實質問題，我又會覺得它離自己很遠。讀完《意識形態：沒有硝煙的戰爭》這篇文章，我的感受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感受是直觀和震撼的，透過作者凝重深沉的敘述，我深刻地認識到了意識形態的極端重要性，“世界上只有兩種強大的力量，即刀槍和思想，從長遠看，刀槍總是被思想戰勝的”，文中作者的這句引述就以一種冷靜、樸素的對比審視突顯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意義；第二個感受是具體和理性的，通過作者有理有據的論證，我從“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做”三個方面對意識形態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即：意識形態斗爭產生的原因、我國當前面臨的意識形態斗爭的壓力和意識形態斗爭背景下對青年學生的責任。在下文中，我將結合《意識形態：沒有硝煙的戰爭》這篇文章和相關資料詳細闡述我由此引發的關于意識形態斗爭的感受與思考。

意識形態安全的極端重要

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構成要素，在國家安全體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意識形態安全可以保障有號召力的指導思想的確立，有利于在人民中間形成廣泛共識，從而把社會成員吸引和聚集在同一個奮斗目標下，將分散的社會力量統合成強大的合力，朝著共同的目標奮勇前進；其次，意識形態安全有利于政治穩定，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政治信仰，政治發展需要政治信仰的維護，政治信仰關系到政治的穩定存續，只有認同和肯定政治信仰，社會成員才能相互理解、合作，才能穩定國家政權，發展社會經濟；然后，意識形態安全可以引領積極的價值導向，最重要的就是確保道德導向的正確性，道德作為社會成員長期交往過程中形成的普遍的行為規范，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粘合劑和穩定劑的作用，所以必須重視發揮道德導向的作用，必須注重道德秩序的安全；最后，意識形態也是民族精神的直接體現，保障意識形態安全是傳承和發揚民族精神的前提，民族精神被譽為現代國家之魂，表現在一個民族的節操、氣度和風范上，尤其表現在出于逆境中的民族所呈現出的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精神上，是激勵現代國家發展的不竭精神源泉。

意識形態斗爭的重大壓力

我國在當前的意識形態斗爭中面臨的壓力首先來源于外部，外部反華勢力為了顛覆中國現行體制，試圖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首先是在政治層面，一些西方所謂的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以資助等方式對官員和民眾宣傳西方價值觀，鼓吹所謂民主自由、憲政、“普世價值”、“新聞自由”等；其次是在文化層面，西方文化在借全球化的契機，通過輸出自己的影視、圖書等文化作品來輸出其中所蘊含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借以消解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磨滅我們民族精神中的內生力量，從而影響和改變我們的文化取向和價值觀念；然后是在思想輿論層面，某些國家在網絡審查管理中采用雙重標準，利用谷歌、推特等網站傳播敏感信息、右傾輿論、西方價值觀；最后是在組織層面，通過拉攏、收買、威脅、策反等方式利用中國官員和學者，將其培養為西方反華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我們必須清醒看到，風險和挑戰不僅來自外部，更大量來自內部。較量的輸贏不僅在于警惕對手，更關鍵在于鞏固自己”紀錄片《較量無聲》以此作為結束語，足以表明意識形態斗爭中面臨的內部壓力不容忽視，因此，應對意識形態斗爭必須做到“兩手抓”，一手著力于抵御外部滲透，一手著力于鞏固內部陣地。

青年學生的時代責任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國際間交往日益密切的當代，在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資訊、傳媒空前繁榮的今天，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顯得尤為嚴峻。我們青年學生適逢這個時代，與全球化進程共同成長，與互聯網技術緊密聯系，所以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面臨著巨大的風險與考驗；與此同時，我們肩負著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在不久的將來注定會成為時代先鋒、社會中堅，所以我們又必須堅守意識形態的防線。正是基于這兩個因素，我們要自覺主動、堅定不移地在意識形態斗爭中擔起責任，為意識形態安全保障盡好義務：首先，我們青年學生要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培養民族自豪感，堅決捍衛國家利益、維護國家榮譽；其次，我們青年學生要繼承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確立起文化自信心，自覺抵制西方文化中的腐朽、墮落的成分，保持積極、健康的文化趣味和審美情趣；然后，我們青年學生要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并從中不斷汲取養料以作為我們奮發向前、銳意進取的動力，杜絕西方價值觀中的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還有，我們青年學生要不斷提高思想文化素質、增強思考判斷能力，要運用理性的思維去認識和鑒定，要堅持客觀的立場去辨別和評述，不信謠、不傳謠，不跟風、不盲目；最后，“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們青年學生決不能囿于書房、坐而論道，要積極投身社會實踐，主動關注國計民生，在探索實踐中讀懂中國故事，在調查研究中認清中國國情，在此基礎上辨別是非美丑、回擊歪理邪說、堅定意識形態認同。

意識形態被處分典型案例篇2

學校意識形態輿情工作風險排查參照清單　　

1.貫徹落實上級黨組織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不到位，未成立意識形態工作領導小組，意識形態領域管理的相關文件、制度、辦法不健全；　　

2.未建立意識形態工作聯席會議制度，未開展專題研究教職工隊伍和學生的思想狀況，思想政治工作和維護穩定工作落實不到位，不能及時、準確地把握師生員工思想動態和傾向性、苗頭性問題；　　

3.未按要求面向師生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形勢政策教育等，導致師生員工的思想動態不穩定，存在思想不明、認識不清現象；　　

4.對教師課堂教學管理監督不嚴，課堂上出現不當言論的；　　

5.對報告會、研討會、講座、論壇等管理不嚴，未按要求申報和反饋有發表否定黨的領導、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言論的；　　

6.對校園文化活動管理不到位，師生參與創作的文藝作品、編寫的教材、公開發表的課題研究成果和公開發行的出版物等在意識形態方面有嚴重錯誤導向的；　　

7.對所管理的網站、新媒體、櫥窗、論壇等輿論陣地的建設與管理管控不嚴，可能出現發布、傳播不實、錯誤甚至反動言論信息的情況，造成不良影響；　　

8.對學生社團的管理松散，有被不法分子利用借以傳播不良信息和發展非法組織成員的可能；　　

9.對校園傳教防范不力，對師生員工宗教信仰情況信息掌握不全、管控不嚴，可能出現師生參加非法宗教活動或開展非法傳教活動的情況；　　

10.對各類學術交流活動的監管不嚴，導致出現不良思想傳播和反動政治宣傳等；　　

意識形態被處分典型案例篇3

意識形態會議記錄

　　意識形態，屬哲學范疇，可以理解為對事物的理解、認知，它是一種對事物的感觀思想，是觀念、觀點、概念、思想、價值觀等要素的總和。意識形態不是人腦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會存在。人的意識形態受思維能力、環境、信息(教育、宣傳)、價值取向等等因素影響。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同一種事物的理解、認知也不同。

　　意識形態會議記錄范文一：

　　　　要深化學習，緊緊圍繞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著力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推動實踐、指導工作。要把好方向，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充分發掘、弘揚、宣傳各條戰線上涌現出來的正能量典型，引導指導主旋律的聲音不斷增強，最大限度地贏得民心、爭取支持。要強化管理，積極鞏固社科陣地、壯大新聞陣地、優化文化陣地、引導網絡陣地，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創新，切實把主陣地看好、守好、用好，確保意識形態安全。

意識形態被處分典型案例篇4

加強意識形態工作鞏固意識形態安全

作者：丁文勝;邱瑞根;黎雪源

作者機構：萍鄉高等專科學校,江西,萍鄉,337000;萍鄉高等專科學校,江西,萍鄉,337000;萍鄉高等專科學校,江西,萍鄉,337000

來源：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ISSN：1007-9149

年：2007

卷：000

期：005

頁碼：11-14

頁數：4

中圖分類：D261

正文語種：chi

關鍵詞：意識形態工作;意識形態安全;"軟實力"

摘要：在國內外綜合因素的影響下,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存在安全隱患,因此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確保意識形態安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

意識形態被處分典型案例篇5

論生產條件的再生產 [1]
? ???我曾說過，生產活動以生產資料的更新為必要條件，但在分析時我以前只是很簡略地觸及到一些東西，現在我要更充分地揭示這些問題。過去只是附帶地提及，現在要專門談談。
?? ???正像馬克思所說的，連每一個小孩子都知道，一種社會形態如果在進行生產活動的同時不對生產條件進行再生產的話，連一年也維持不下去。[2] 因此，生產的終極條件是各種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它可能是“簡單的”(只復制原有的生產條件)再生產，也可能是“擴大規模”的（擴展原有的生產條件）再生產。讓我們暫時撇開這后一差別不談。
? ???那么，什么是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呢?

? ???在這里，我們將進入一個既為人們非常熟悉（自《資本論》第二卷發表以來）但恰恰又被人們忽視的領域。孤立地看待生產，甚至將生產看成純粹的生產實踐(對于生產過程來說它本身相當抽象)的觀點，本身就具有一種一成不變的顯而易見性（一種經驗主義式的意識形態的顯而易見性）。這兩種觀點如此緊密地融并到我們的日常“意識”當中，以致于大家很難(雖不能說完全不可能)提升到再生產的觀點上來。然而，脫離了再生產的觀點，所有的一切都將是抽象的（比片面更糟：是歪曲的）――即使從生產的層面

看也是這樣，更不用說在純粹的實踐層面了。

? ???讓我們試著來系統地考察一下這個問題。

? ???簡單說來，如果假定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源于一種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我就可以說，生產過程要使現有的生產力發揮作用，須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之內并受這種關系的制約。
　隨之而來的結論是：為了生存，也為了能夠進行生產，每種社會形態都必須在生產的同時進行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因此，就必須進行：? ???1．生產力的再生產，? ???2．現存生產關系的再生產。
?? ???生產資料的再生產
? ???早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就令人信服地證明，如果沒有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再生產即生產資料的再生產的話，就不可能有生產活動。現在，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在國家財政部門工作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現代“宏觀經濟的”“理論家”）都認識到了這一點。
? ???就連水平一般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每年都必須預先明確需要用什么東西來替補那些在生產中被消耗或被損耗的東西：原材料、固定設備(廠房)、生產工具(機器)等等。在這一基本點上，一般的經濟學家和一般的資本家沒有什么差別。我說一般的經濟學家＝一般的資本家，是因為他們都表達的是企業的觀點，都僅僅滿足于對企業的實際財務核算狀況進行評述。
? ???幸虧魁奈（FrancoisQuesnay ）[3]首先提出了這個“顯眼的”問題，也幸虧馬克思解答了這個問題。這兩個天才讓我們懂得，不能局限在企業層面來思考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再生產問題，因為在企業層面并不存在這種再生產的真實條件。企業層面所發生的只是一種效果，它只能給人提供一種再生產之必要性的觀念，而根本無法提供可以用來思考再生產問題的條件和機制。

? ???只要稍加思考就足以確信這一點。一個資本家 X 先生，他的紗廠生產羊毛線，他必須進行原材料、機器設備等的“再生產”。但他自己并不生產這些東西――別的資本家為他生產：比如澳大利亞的牧場主Y先生和生產重型機械的工程師Z先生等等。有了他們的產品，X先生才能進行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而Y先生和Z先生為了生產出這些產品，也必須進行自己的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同樣，他們的再生產條件也取決于別的資本家的產品。如此類推，直至無窮，無論在國內市場不是還是國際市場，整個都是照此進行，對于生產資料（用于再生產）的需求可以通過市場供給來滿足。

? ???這種機制導致了一條“無窮盡的鏈條”；要考察它，就有必要按照馬克思闡明的“全球性”過程，特別要研究《資本論》第二、第三卷中關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和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的生產)之間的資本流通關系，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問題。
?? ???我們不打算對這一問題作深入的分析。指出生產物質條件的再生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這就足夠了。
?? ???勞動力的再生產
? ???然而，讀者不會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探討了生產資料的再生產，但還沒有探討生產力的再生產。因此，我們忽略了那種將生產力和生產資料區分開來的東西的生產，這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

? ???通過考察企業中發生的事情，特別是通過檢驗那些預測資金償付和投資的財務核算實踐，我們已經能夠獲得關于再生產的物質過程存在的大致概念。但我們現在要進入的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對企業事務的所有考察，雖不能說完全不能解釋，至少也是幾乎完全不能解釋這一領域。其所以如此，原因很簡單：勞動力的再生產本來就是在企業之外進行的。

? ???勞動力再生產是如何得到保證的呢?

? ???勞動力再生產是通過給予勞動力用以生產自身的物質資料（即工資）來獲得保證的。工資作為“雇傭資本” [4]會出現在每個企業的帳目上，但根本不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物質條件。

? ???然而，這實際上就是工資“運作”的方式，因為它只代表勞動力消耗所產生價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勞動力再生產必不可少的那部分價值，換言之，也就是恢復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力必不可少的（支付房租、購買衣食，簡而言之，為了讓他自己能夠在第二天――以及上帝贈予他的每一天――再來工廠上班的）那部分資金。我們還應補充一點：這工資還包括無產者撫養和教育孩子所必需的那部分費用，無產者正是在子女的繁衍中（以n＝0,1,2,等等的模式）進行著自身勞動力的再生產。

? ???切記，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價值量(工資 )，不僅僅取決于“生物學的”最低保障工資(各行業最低保障工資)的需要，而且還取決于一種歷史性的最低限度需要（馬克思注：英國工人需要啤酒，而法國無產者需要葡萄酒），即一種隨歷史變動的最低限度的需要。

? ???我還要指出，這個最低額在雙重意義上是歷史性的，因為它不是由資產階級所“承認的”工人階級的歷史需要決定的，而是由無產階級的斗爭（兩方面的斗爭：反對延長勞動時間和反對降低工資）所強加的歷史需要決定的。
? ???然而，僅有物質條件的再生產并不足以確保勞動力的再生產。我說過，有用的勞動力必須是“有技能”的，即適合被安置在生產過程的復雜體系內工作。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力在特定歷史時期構成的整體生產類型，都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勞動力必須具有（不同的）的技能，勞動力的再生產因而也以培養技能的方式進行。而所謂的不同技能，是按照勞動的社會技術分工、不同的“職業”和“職位”對勞動者提出的不同要求來劃分的。

?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勞動力的多樣化技能的再生產是怎樣提供的呢?不同于帶有奴隸制或農奴制特征的社會形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越來越少地（這是一條帶有趨勢性的規律）在“現場”（通過學徒制的方式）進行，而是越來越多地在生產之外，即通過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以及其它場合和機構來完成。

? ???孩子們在學校里學到了什么呢？他們在學業上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但畢竟還是學會了讀、寫以及加減乘除之類的許多技法，同時也學到了另外一些東西，包括“科學”或“文學”的基本知識（這種學習也許是初級的，也許正好相反，是完整的）。這些知識在不同的生產工作當中有著直接的功用（教育因此被劃分為培養體力勞動者的，培養技術人員的，培養工程師的，最后是培養高級管理人員的種種類型）。就這樣，他們學到了“專門知識”(know-how)。

? ???在學校，孩子們除學習到這些技法和知識而外，還要在學習專門知識的過程中學習舉止得體的“規矩”，即社會分工中的每一個行為者應該遵守的態度，根據他們將來“注定”要從事的工作，學會遵守道德規范，恪守公民良知和職業道德。這實際上意味著要遵守社會技術分工的規則，就其終極意義上講，就是要遵守階級統治建立起來的秩序規則。此外，他們還要學會“講標準的法語”，學習正確地“管理”工人，即實際上學會（作為未來的資本家及其仆從）恰當地“使喚”工人，也就是說，學會用一種（理想化的）正確方式“向工人說教”，等等。

? ???換個更為科學的說法，我要說，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要求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同時，還要求一種對現存秩序的規則附以人身屈從的再生產，即工人們對統治意識形態的歸順心理的再生產，以及一種為剝削和壓迫的代理人能恰如其分地操縱統治意識形態的能力的再生產，以便他們也能夠“在言語上”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做準備。

? ???換句話說，學校（也包括另外一些國家機構，像教會，或者另外一些國家機器像軍隊）教授“專門知識”，就在形式上保證了對統治意識形態的臣服(subjection)，或者說是保證了對于統治意識形態“實踐”的控制。所有那些從事生產、剝削和壓迫的代理人，更不用說那些“意識形態的專業人員”（馬克思語），為了“克盡職守地”完成他們的任務，都必定會在某個方面受到統治意識形態的“浸染”；被剝削者（無產者）與剝削者（資產者），剝削者的附庸（經理們）與統治意識形態的主教（官員）等各色人等，無不如此。

? ???因此可見，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條件(sine qua non)不僅包括“技能”的再生產，而且包括對統治意識形態臣服的再生產或這種意識形態“實踐”的再生產。還需要說明一點，只說“不僅……而且……”還是不夠的，因為很明顯：采用意識形態臣服的形式并受其制約，才能為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提供準備。
? ???但是，這就要承認一種新的實體――意識形態――的有效存在。

? ???在這里我想作兩點說明。

第一，我要完善對再生產的分析。

? ???我剛才草草地概述了生產力再生產的兩種形式，一方面是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另一方面是勞動力的再生產。

? ???但是我還沒有觸及到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理論來說，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放過這個問題將會是一個理論失誤——甚至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 ???所以，我要把它拿來討論。但為了獲得討論這一問題的方法，我還要再繞一個大彎子來談。

? ???第二，為了繞這個彎子，我必須重提我以前提過的問題：社會是什么?

? ???基礎結構和上層建筑
? ???我在許多場合[5]都強調過“社會整體”這一馬克思主義概念的革命特性，在這方面它與黑格爾的“總體性”概念是不同的。我說過（而且這個論題也只是對歷史唯物主義著名命題的重復）馬克思把每個社會的結構都設想為是由各種“層面”或“場域”(instances)構成的，這些“層面”和“場域”又被一種特定的決定因素連接在一起：即分為基礎結構或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與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自身又包括兩個“層面”或“場域”：一個是政治－法律（法律和國家），另一個是意識形態(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宗教的，倫理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

? ???這種描繪（representation）除在理論上能給人以啟迪和教益(它揭示了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區別之所在)而外，還有下述重要的理論優勢：它使得有可能把我曾稱之為各自的效能指標（respective indices of effectivity）的東西，納入到它的這些基本概念的理論體系當中來思考。這又意味著什么呢?
? ???把每個社會的結構都描繪成一座大廈，它有一個基座 (基礎結構)，在它上面豎立著兩“層”上層建筑，這很明顯是一個隱喻，說得更準確些，是一個空間的隱喻，一個地形圖((Topography，法文是topique)[6] 的隱喻。同每一種隱喻一樣，它暗示著某種東西，讓某種東西顯現出來。它暗示并顯現些什么呢？正是這個：上面的樓層不可能單獨“矗立”(在空中)，它們必須正好座落在它們的基礎之上。
? ???大廈隱喻的目的首先是要展現經濟基礎的“最終決定作用”。這個空間隱喻的效果就是賦予經濟基礎一種非常著名的效能指標：上部“樓層”（即上層建筑）中發生的事情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基礎中發生的事情所決定的。

? ???從這種“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效能指標出發，上層建筑的各個“層面”都被明確賦予了不同的效能指標。那么，這些指標是什么樣的呢?

? ???人們可以說，上層建筑的各個層面沒有最終的決定作用，但它們都是被經濟基礎的效能所決定的；假如它們以自己的（尚不明確的）方式起決定作用，那也只有在它們受經濟基礎決定的范圍之內才有可能。

? ???對于這種由經濟基礎歸根結底決定的效能（或決定作用的）指標，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是從兩個方面來思考的：(1)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而言有其“相對獨立性”；(2)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一種“反作用”。

? ???因此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地形圖即大廈（基礎結構和上層建筑)的空間隱喻所具有的巨大的理論優勢，在于它既揭示出決定（或效能指標）問題的至關重要性，同時還揭示出正是基礎結構最終決定了整個社會大廈。結果，它迫使我們要提出那類專屬于上層建筑的“衍生”效能的理論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去思考馬克思主義傳統一并提出的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問題。

? ???用大廈的空間隱喻來描繪各個社會的結構，最大的缺點顯然在于它實際上是隱喻性的，即它依然是描述性的。

? ???現在我覺得有可能并且有必要用另外的方式來闡述(represent)這些事情。注意：我這樣說的意思并不是要拋棄這個經典的隱喻，因為它本身要求我們去超越它。而且，我是打算要超越它，但不是為了把它當作陳腐的東西而扔掉。我只想探尋在這種描述方式當中，這個隱喻究竟給了我們什么。

? ???我相信，有可能而且必須從再生產出發去思考那些表現了上層建筑性質和存在本質的基本特征。一旦我們采取了再生產的觀點，由大廈的空間隱喻所顯示的、但又不能給予概念解答的許多問題，立刻就會豁然開朗，迎刃而解。

? ???我的基本論點是：如果不采用再生產的觀點，我們就不可能提出（并解答）這些問題。

? ???我將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法律、國家和意識形態作一簡短分析。我會一方面從實踐和生產的角度，另一方面從再生產的角度，來揭示到底發生了什么情況。

? ???國 家
?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在這一點上是很明確的：在《共產黨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及所有后來的經典文本，尤其是馬克思有關巴黎公社的著作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國家都被明確地設想為一種強制性的機器(repressive apparatus)。國家是一架強制性的“機器(machine)”[7]，使得統治階級（在19世紀是資產階級和大地主）能夠確保他們對工人階級的統治，使統治階級能夠利用這架機器去迫使工人階級屈從于剩余價值的掠奪過程（即屈從于資本主義剝削）。

? ???因此，國家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稱作的國家機器。這個術語的含義，不僅指（狹義上的）專門化的國家機器，即警察、法庭和監獄――在講到司法實踐的要求時我已經指出了它們的存在和必要性；還指軍隊，當警察及其專業化的輔助隊伍“無法控制事態”的時候，軍隊最終會作為增補的強制力量直接干預事態的發展（無產階級為這一經驗付出過血的代價）；而且還指那些處在這一整體之上的東西：國家元首、政府和行政機關。

? ???以這種形式來表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理論”真正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也不可能否認這確實是問題的實質。國家機器把國家界定為，在資產階級及其同盟操縱的反對無產階級的斗爭中，“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實施的鎮壓和干預的力量；這樣的國家機器確實是地道的國家，而且確實表明了它的基本“功能”。

? ???從描述性的理論到理論本身
? ???然而，正象我在討論大廈隱喻（基礎結構和上層建筑）時所指出的那樣，以上有關國家本質的闡述也依然有幾分描述性。

? ???由于我以后還要經常使用這個形容詞（“描述性的”），為了避免語義含混，有必要解釋幾句。

? ???在提到大廈隱喻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時，我總是說這些都是描述性的概念或者是對它們的對象所做的描述，其實我沒有任何別有用心的批評動機。相反，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偉大的科學發現都得經過我所稱作的“描述性的理論”這一階段。這是所有理論的第一個階段，至少在與我們相關的領域（關于社會形態的科學領域）是這樣。就這一點而論，我們可以――在我看來必須――把這個階段看成是理論發展必需的一個過渡階段。在我的措辭（“描述性的理論”）當中，就已經標示了這種過渡性，這個措辭在其詞語的組合中也顯示出一種“矛盾”的對應現象。事實上，理論這一詞語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加在它前面的形容詞“描述性的”是“有矛盾”的。這恰好說明：(1)“描述性的理論”毫無疑問是理論的不可逆轉的開始階段，但是(2)理論闡述所用的“描述性”形式，正好是這種“矛盾”的結果，它要求這一理論繼續發展，超越“描述性的”形式。

? ???讓我且回到我們目前討論的話題――國家――上來，進一步澄清上述觀點。

? ???在我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依然帶有幾分“描述性”的時候，首先是指這種描述的“理論”毫無疑問正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開端；其次指這個開端為我們提供了基本點，也就是說它為這一理論在今后的每一次發展提供了決定性的原則。

? ???的確，我所以說這種描述性的國家理論是正確的，是因為在它所涉及的領域當中出現的絕大多數的事實，完全可以符合這種理論對它的對象所下的定義。把國家界定為存在于強制性國家機器中的階級國家，能夠生動地說明在任何領域的各種形態的壓迫制度中都能發現的事實：從1848年6月的大屠殺、對巴黎公社的鎮壓，1905年5月彼得格勒的流血星期日、對于抵抗運動的鎮壓、夏龍省(Charonne)的慘案等等，到單純的審查制度（相對松弛的）干涉，例如對狄德羅的小說《修女》或加蒂（Armand Gatti）關于佛朗哥（Franciso Franco）的劇本的查禁。這個定義還能夠揭示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剝削和滅絕人民大眾的形式（帝國主義的各種戰爭）；這個定義也可以讓人們看到那種以政治民主制度的形式出現的狡詐的日常統治，在這種日常統治之下，可以窺見列寧遵照馬克思的觀點稱之為資產階級專政的東西。

? ???然而，描述性的國家理論僅僅代表了整個國家理論構成中的一個階段，而且這一理論本身還要求“更替”這一階段。因為很清楚，剛才談及的國家定義把壓迫事實與國家聯系在一起，把國家當作強制性的國家機器，如果說這種聯系的確能給我們提供辨別和確認這些壓迫事實的手段，那么這種“相互關系”就會讓我們感覺到一種非常特殊的顯而易見性：“是的，就是這么回事，這的確是真的！”（對此我在后面還要進一步討論）。[8]　在國家定義的名下積聚的事實雖然會使例證成倍地增加，但不會對國家定義（或者說科學的國家理論）有什么真正的推進。因此，每一種描述性的理論都有“阻礙”理論發展的危險，而發展卻是最根本的。
?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為了把這種描述性的理論發展成為理論本身，即為了進一步理解發生作用時的各種國家機制，就必須對把國家規定為國家機器的這個經典定義作一些增補。

? ???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要點
? ???讓我先來澄清很重要的一點：如果不把國家（及其在國家機器中的存在）看作國家權力的功能，它就沒有絲毫的意義。整個政治上的階級斗爭都是圍繞著國家而進行的。我的意思指圍繞著由某個階級、幾個階級之間或階級內各組成部分的聯盟所占有（即奪取并保持）的國家權力來進行。這點澄清迫使我必須將國家權力（維護或奪取）區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作為政治性階級斗爭的目標，另一方面作為國家機器。

? ???我們知道，在激烈的斗爭中國家機器可以幸存下來。19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1830，1848)、1958年5月和12月2日的政局激變[9]、1870年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崩潰和194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倒臺，或是1890—1895年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起義等等都可以證明，盡管發生了諸多導致國家權力易手的政治事件，國家機器卻可以不受影響或不加改變地存活下來。

? ???即使發生了像1917年“十月革命”那樣的社會革命，即使在無產階級和小農階級聯合奪取了國家權力之后，大部分的國家機器依然保留了下來。列寧曾一次又一次地重申過這一事實。

? ???可以說，從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法蘭西的階級斗爭》以后，對國家權力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這種區分顯然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的組成部分。

? ???在這一點上來概括“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就會看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向主張：(1)國家是強制性的國家機器；(2)一定要對國家權力和國家機器進行區分；(3)階級斗爭的目標針對的是國家權力，因此掌握國家權力的階級（或階級間的聯盟，或階級各組成部分間的聯盟）就利用國家機器的功能作用來實現他們階級的目的；(4)無產階級一定要奪取國家權力，以便打碎現存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代之以全然不同的無產階級國家機器，這是第一階段。在此之后，就開始走上一個更為徹底的歷程，即消滅國家（國家權力和一切國家機器的終結）的歷程。

? ???從一點上說，我原來想要給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增補的東西，已經白紙黑字地寫在這里了。然而在我看來，即使有這些補充，這個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描述性，盡管它現在包含了許多復雜的和差異的成分，但要理解這些成分的功能和作用，還有待于對這一理論的進一步補充和發展。

? ???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
? ???因此，必須給“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增補些其它的東西。
? ???在這里我們必須小心地進入一個領域。其實在我們之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早就進入到這個領域了，只不過沒有把他們的經驗和論述程序所隱含的那種決定性的理論進展，用理論的形式系統地概括出來。而且，他們的經驗和論述程序也確實主要限于政治實踐領域。

?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政治實踐中，他們把國家當作是比“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中所下的國家定義更為復雜的實體，即使這個定義已經像我剛才建議的那樣做了補充，他們也還是這樣認為。他們在實踐中認識到了這種復雜性，但在理論上卻沒有對此進行相應的論述。[10]

? ???我試圖為這個相應的理論勾勒出一個大致的輪廓。為了這個目的，我提出下列命題。

? ???為了推進國家理論，不僅必須考慮到國家權力與國家機器的區別，而且還要注意到另一類明顯袒護（強制性）國家機器的實體，但千萬不要把這類實體同(強制性)國家機器混淆起來。我要把這類實體叫做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

? ???什么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簡稱為ISAs）呢?

? ???不應該將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與(強制性)國家機器混為一談。切記，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家機器（SA）包括政府、行政機構、軍隊、警察、法庭和監獄等等，它們構成了我將要稱作的強制性國家機器。“強制性”暗示上述國家機器是“通過暴力發揮作用”的——至少最終是這樣（因為強制也可以采取非暴力的形式，比如行政強制）。

? ???我會把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稱作一定數量的實體，它們以獨特的、專門化的機構的形式呈現于臨近的？？觀察者面前。我依據經驗給出這些實體的清單，它們顯然還必須接受詳細的考察、檢驗、校正和重組。盡管考慮到這種要求暗含著的所有保留意見，我們暫時還是可以把下列機構看成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我的排序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

? ???——宗教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各種教會系統)，
? ???——教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各種公立的和私立的學校系統)，

? ???——家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11]

? ???——法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12]
? ???——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政治系統，包括各個黨派)，

? ???——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 ???——傳媒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出版、廣播、電視等等)，

? ???——文化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文學、藝術、體育等等)。　

? ???我說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能與（強制性的）國家機器混為一談。那么，是什么構成了它們之間的區別呢?

? ???首先，很明顯，（強制性）國家機器只有一個，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卻有許多個。即使假定存在一個將多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構成一體的統一體，這種統一體也不是一眼就看得出來的。

? ???第二，很明顯，一元化的（強制性）國家機器完全屬于公共的領域；與之相反，絕大部分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處于明顯的彌散狀態）則是屬于私人的領域。教會、黨派、工會、家庭、某些學校、大多數報紙、各種文化投機事業等等都是私人性的。

? ???我們暫且可以不考慮第一點。但一定會有人對第二點提出疑問，問我憑什么把那些大部分不具有公共地位、完全只具有私人性的機構看作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呢？作為一個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已經反擊過這種異議了。公共和私人的區別是資產階級法律內部的區別，在資產階級法律行使其“權威”的(從屬)領域中是有效的。[13]而國家領域則避開了這種區別，因為國家“超越于法律”：國家作為統治階級的國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國家是區分公共與私人的前提條件。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出發，我們也會得出同樣的看法。那些被我們意識到的機構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在如何發揮作用。私有機構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可以完美地發揮作用。只要對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行嚴密的理性分析，都能證實這一點。

? ???現在談一下什么是根本的東西。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強制性國家機器的基本差別是：強制性國家機器“以暴力手段”來發揮作用，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則“以意識形態方式”發揮作用。

? ???我打算修正一下對這個差別的提法，以便把問題說清楚。我想說得更準確一點，每一種國家機器，無論是強制的，還是意識形態的，都是既通過暴力手段也通過意識形態的方式來發揮作用的。然而，還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讓我們絕對不可以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強制性）國家機器混為一談。　　

? ???這就是（強制性）國家機器首先并且主要是以強制方式（包括人身強制）來發揮作用，其次才輔之以意識形態的方式。（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強制性機器。）例如，軍隊和警察也為了確保它們自己內部的團結和再生產，以及它們向外界宣揚的“價值理念”，也要通過意識形態的方式來行事。

? ???以同樣的方式，但正好反過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首先并且主要是以意識形態方式來發揮作用的，但也會輔之以強制手段，即使在最后關頭（但也只有在最后關頭）使用強制手段，也是相當微弱和隱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根本不存在純粹的意識形態機器。）因此，學校和教堂就使用適當的處罰，開除、淘汰等方法，既“規訓(discipline)”教師和牧師，也規訓學生和教徒。家庭也是一樣……文化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尤其是審查制度）也是如此，以下就不一一列舉。

? ???根據事情是否關涉到（強制性）國家機器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通過使用強制手段和意識形態方式決定國家機器的雙重（首要的和次要的）功能；這可以清楚顯示出（強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相互作用所構成的各種微妙的、或明或暗的或默契的結合體。是不是有必要再補充這一點呢？日常生活給我們提供了無數個這樣的例證，但是，如果我們打算再進一步，而不是停留在這種單純的觀察上，就必須對它們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 ???然而，這種觀察引導我們去了解是什么構成了各種在表面上極不相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統一性。如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首先并且主要是以意識形態方式發揮作用的話，那么把它們的多樣性統一起來的正是這種作用。就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賴以發揮作用的意識形態來說，不管如何多樣，如何矛盾，事實上總要被統一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下面，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考慮到“統治階級”通常會掌握國家權力（公開地，或更多地借助于各階級之間或階級成分間的聯盟），因而能任意支配（強制性）國家機器，我們便可以肯定以下的事實：就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最終是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當中（嚴格地說是在其矛盾中）被實現的這一點來說，上述統治階級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占有主動權。當然，在（強制性）國家機器中利用法律和法令來行事與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通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中介來“行事”是大不相同的。我們必須深入研究這種差別的細節――但是，這種差別掩蓋不了二者深層的同一性。據我所知，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在掌握政權的同時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其中行使自己的霸權的話，那么它的統治就不會持久。我僅舉一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列寧憂心忡忡地要使教育（及其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革命化，就是為了讓它能夠為已經奪取了國家政權的蘇維埃無產階級服務，以保障無產階級專政將來的鞏固并向社會主義過渡。[14]

? ???這最后一點說明使我們了解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可能不只是標志階級斗爭界樁(stake)，而且是階級斗爭的場所，而且往往是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場所。掌權階級(或階級聯盟)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不能象在（強制性）國家機器中那樣輕易地制定法律，這不只是因為先前的統治階級能夠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長期保持牢固的地位，而且也因為被剝削階級能夠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找到表現自己的方法和機會，或利用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或在斗爭中占領他們的戰斗陣地。[15]

? ???現在讓我來對自己的論述作一下梳理。

? ???如果我提出的命題是可以成立的，它就可以引領我重返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國家理論，并使這一理論在某一點上會更為準確。我主張必須將國家權力（和它被……占有）與國家機器區別開來進行討論。但我還補充了一點，國家機器包括兩類：一類是代表強制性國家機器機構；另一類是代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機構。

? ???但如果是這樣，那么一定會有人提出下列問題，甚至會采用我提示的這種概述方式：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究竟在什么范圍內起作用？它們的重要性何在？換句話說，這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靠強制方式而以意識形態方式發揮作用――所發揮的“作用”與什么相對應的呢？

? ???--------------------------------------------------------------------------------

? ???[1] 本文由作者當時正在撰寫的研究著作中的兩篇摘要聯綴而成。副標題“研究筆記”系作者自己所加。文中闡述的觀點亦應看作是討論的導引。

? ???[2]《馬克思致路·庫格曼》（1868年7月11日于倫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0頁。

? ???[3] 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重農學派的創始人，職業是醫生。他把剩余價值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第一個把政治經濟學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馬克思語)。——譯注

? ???[4]馬克思給了它一個科學的概念：可變資本。——原注

? ???[5] 見1965年出版的《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兩書的英譯本分別出版于1989和1970年）。――原注

? ???[6] 地形圖(Topography)源于希臘文的topos，意即“地點”。地形圖表示在一個特定空間里幾種實體各據的位置：經濟(基礎)在底下，之上是上層建筑。――原注

? ???[7] machine強調工具性質和結構狀態，而apparatus則還有”機構”，”器官”之意，強調結構中的功能作用和效應過程。下文出現的appatatus均譯為機器。

? ???[8] 見下面的“論意識形態”。

? ???[9] 5月，戴高樂出任總理，之后推出新憲法。12月21日，戴高樂出任總統。

? ???[10] 據我所知，我現在所走的路以前只有葛蘭西一人走過。他有一個“非凡的”觀點，認為國家不能被縮簡為(強制性)國家機器。他提出國家還包括一定數量的“市民社會”機構，如教會、學校、工會等等。令人遺憾的是，葛蘭西沒能把他的這些機構系統化，依然是一些精辟而又零散的筆記。參見：葛蘭西《獄中札記選》，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71，第12、259、260－63頁；另見“給塔蒂亞娜·舒希特的信”(1931．9．7)收于《獄中書信》 ，Einaudi，1968年，第479頁，英譯本待譯。

? ???[11]　家庭除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功能外，當然還有其它的“功能”。它涉及到勞動力的再生產。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它既是生產單位，又是消費單位。

? ???[12]　“法律”既屬于（強制性）國家機器，也屬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 ???[13] “從屬的領域”指從屬于國家的領域，即葛蘭西所謂的“市民社會”。與市民社會相對的是“政治社會”。法律在政治禮會小實行強制，而在市民社會中則行使“權威”。――譯注

? ???[14]　在1937年的一篇傷感的文章里，克魯普斯卡婭記敘了列寧的工作和她所認為的列寧的失誤。

? ???[15] 在此我只是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階級斗爭作了些簡述，顯然遠沒有窮盡階級斗爭的問題。要探討這個問題，必須牢記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論述的：“在考察這些變革（社會革命）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美學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頁，引文中的小括號為譯者根據原注中的引文所加)。階級斗爭就是這樣以意識形態的形式中表現和進行的，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當中也同樣如是。但是，階級斗爭遠遠超出了在這些形式，正是因為這一點，被剝削階級的斗爭也可以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各種形式中進行，并因此會掉轉意識形態武器來反對掌權階級。由此而引出第二個原則：階級斗爭超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形式，因為斗爭的根源不在意識形態之中，而在于存在著剝削關系并構成了階級關系基礎的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中。

關于生產關系的再生產
? ???現在我可以來回答那個讓我用了很長的篇幅卻一直懸而未決的核心問題：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 ???如果用地形圖的比喻語言（基礎與上層結構），我可以說：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在極大的程度上[1] 是靠法律－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來保障的。

? ???但是，由于我認為必須超越這種依然具有描述性的語言，我會說：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是在極大程度上依靠（統治階級）在國家機器（一方面通過強制性國家機器，另一方面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行使國家權力來保障的。

? ???我剛才所說的也必須考慮進去，它可以被歸納具有下列三種特征的形式之中：

1所有國家機器都是既靠強制也靠意識形態起作用的。區別在于(強制性)國家機器首先并且主要是使用強制手段，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首先并且主要是利用意識形態方式。

2(強制性)國家機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它的各個部分接受一個統一體的指揮，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的政治代理人利用它來開展階級斗爭的政治（待考）；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則是多樣的、彼此各異的、“相對獨立的”，并能為各種矛盾提供一個現實的斗爭場所，這些矛盾可能以有限或極端的方式顯現了資本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階級斗爭之間的沖突效果，以及這些沖突的附屬形式。

?3 (強制性)國家機器的一致性是靠一元化的、集權的組織來保證的，這個組織由掌權階級的代理人領導并執行掌權階級的階級斗爭政策；而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致性靠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來保證的，而且通常顯現為各種矛盾的形式。只有把這些特征考慮在內，我們才有可能根據以下的方式，即某種“勞動分工”的方式來展現生產關系的再生產。[2]強制性國家機器的作用，就它是一部鎮壓機構來說，基本上就在于用武力（直接的或其它的手段）來保證生產關系(說到底是剝削關系)再生產的政治條件。國家機器不僅為自身的再生產（資本主義國家也有政治統治集團、軍事統治集團等等）不遺余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國家機器通過強制手段（從最野蠻的人身施暴、純粹的行政命令和禁令，直到公開和隱蔽的審查制度）來保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運作的政治條件。實際上，恰恰是在強制性國家機器為它提供的“擋箭牌”之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統治意識形態（即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功能正好就集聚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當中。正是統治意識形態的調解作用保證了強制性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以及各個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和諧關系”（有時也有摩擦）。這說使我們需要正視如下的設想：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多樣性正好是在它們各自分擔的生產關系再生產的角色中發揮作用的。?的確，我們已經列舉了相當數量的、存在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當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育機器，宗教機器，家庭機器，政治機器、工會機器，傳媒機器、“文化”機器等等。但是，在以“農奴制”為特征的那種生產方式（通常稱為封建生產方式）構成的社會形態中，我們也會發現，盡管在一些最早出名的古代國家（更不要說君主專制國家了）就已經有了單一的強制性國家機器，而且它們與我們今天熟悉的強制性國家機器在形式上非常相近，但是，那時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數量比現在要少多了，而且它們各自的形態也與現在不同。例如，我們發現在中世紀，教會（宗教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集聚了許多功能，而這些功能到今天已經轉移到若干個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當中；這些新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我們所援引的過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有聯系的，特別是在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方面。在過去與教會并列的還有家庭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它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教會和家庭并不是唯一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那時還有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像三級議會[Estates General][3]，最高法院，現代政黨前身，不同的政治派別和社團，以及由自由的市鎮和稍后的“城市”構成的整個政治系統）。如果我可以冒昧地用那些不合時代的術語（有勢力的商人或銀行家組成的行會和技工公會等等），那么還有一種強大的“原始工會”式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甚至出版和傳媒在那時也有了無可置疑的發展，戲劇藝術也是如此。最初，這些都是教會無可爭議的一部分，但到后來，就變得越來越獨立于它。我對前資本主義時期所作的廣泛考察表明：這個時期毫無疑問存在著一個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會。它不僅具有宗教的功能，而且還將教育功能和大部分傳播功能以及“文化”功能集于一身。從16世紀到18世紀，全部的意識形態斗爭，從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初沖擊開始，都集中地表現為反教權和反宗教的斗爭之中，這決不是偶然的。說得更恰當一些，進行意識形態斗爭正是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功能。?法國革命的首要目標和成就不僅在于把國家權力從封建貴族手中轉至以商人――資本家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手中，打碎了前一個強制性國家機器而代之以新的強制性國家機器（如國民自衛軍），而且還沖擊了頭號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會。（接著譯）隨后，教會變成了民間機構，其財產被沒收，新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造物接替了宗教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支配地位。
? ???自然，這一切都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政教協議①，波旁王朝復辟②以及貫穿19世紀的工業資產階級與地主貴族階級之間的長期階級斗爭就是明證。早先是教會使各種職能日臻完善，其后，資產階級則是利用學校來完善它們。因為只有把這些職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資產階級才能夠建立霸權。資產階級在法國大革命初期設立的新的政治的、議會民主制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后來經過長期激烈的斗爭又得以恢復(在1848年恢復了幾個月，⑧在法蘭西第二帝國覆亡后恢復了數十年④)，就是因為資產階級要利用它們，而利用它們又正是為了進行反對教會的斗爭并從教會手中奪取意識形態的職能，換言之，既是為了確保自己——因此，盡管根據并不充分，我相信我還是可以繼續展開下述命題的。我認為，通過暴力形式的政治性階級斗爭和反對原先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階級斗爭，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熟期，把教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放到了支配地位。
? ???1：指1801年拿破侖為爭取天主教徒的支持，與羅馬教皇簽訂的協議書。——譯注 1　2：1814年一1830年為波旁王朝復辟時期。——譯注　3：指法蘭西第二共和國(1848．2--1848．12)。——譯注　4：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1940)。——譯注

? ???這是一個”似非而是”的命題。眾所周知，資產階級一直想方設法借助意識形態表象來描述自己和自己所剝削的那些階級。在這種表象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似乎的確不是學校，而是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即把普選權和黨派斗爭結合在一起的議會異議制度。但是，歷史(甚至僅就法國近代史而言)可以證明，資產階級過去能夠并且現在也能夠遷?就那些與議會民主制時期不一樣的政治的意識、 形態國家機器，比如在法蘭西第一和第二帝國： 時期，①君主立憲制(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時期、議會君主制(路易·菲利普)時期和總統，選舉制(戴高樂)時期。②在英國，這一點更。為明顯。按資產階級觀點，英國革命特別”成功”，不象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得不同意由農民和　平民在”革命日”奪取政權(部分原因在于小貴　族階級的愚蠢)，并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　英國的資產階級則能夠與貴族階級”妥協”，并與它長期”分享”國家權力，共同使用國家機器充治階級中所有心懷善念的人們共享太平!)。德國，這一點可以說是觸目驚心了。由于德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很是落后，帝國的容克地主階級(以俾斯麥為代表)及其軍隊和警察便為它提供保護并配備了領導班子。因此可以說，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斷送”魏瑪共和國并委身于納粹主義之前，就已經把自己的徹底毀滅載入史冊了。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前臺布景背后，資產階級所安置的頭號（即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實際上了原告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會－－的功能。甚至還可以補充說：學校－家庭聯合體代替了教會－家庭聯合體。這什么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實際上占有支配地位，而且又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呢？以下四點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1無論哪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致力于同一目的：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即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再生產。

2各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利用與其相適的方法來達到這個單一目的。政治機器的方法是使個人臣服于政治的國家意識形態，即臣服于”間接的”（議會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或法西斯主義的)”民主”意識形態。傳播媒介機器則利用出版、廣播和電視這些傳播工具按日常服量向每個公民灌輸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自由主義，道德說教等等。文化機器的方式與此相同(根據沙文主義觀點，體育比賽的作用頭等重要)。而宗教機器的方法是在布道和其它(如生日、婚喪等)一些大儀式中提醒人們：人如果不愛他的鄰舍到那人打了他右臉他再伸出左臉的程度，那他就不過是一把塵土罷了。家庭機器等等就無需冗述了。

3這是個不時被(前統治階級的、無產者及其組織的)反對聲所干擾的音樂會，而且這個音樂會只有一個樂譜：當權統治階級的東譜。它把早在基督教之前就創造了希臘奇跡和羅馬偉業的偉大祖先的人本主義絕妙主題和有利害寓意的、特殊的和一般的民族主義，道德說教以及經濟主義④的主題合并到樂曲之中。
4在這個音樂會上，的確有一個起支配作用的角色。這就是學校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盡管它不事喧囂，幾乎沒有人留意到它的樂聲。學校接納各個階級的學齡兒童。在校期間，這些兒童最”受擠對”，他們受著家庭國家機器和教育國家機器的兩面擠壓。學校無論使用舊方法還是新方法，都旨在強迫學生接受適量的、統治意識形態隱匿其中的”專門知識” ?(法文、算術，博物學。科學知識和文學)，或者干脆就是提純的統治意識形態(倫理學，公民教育和哲學)。一大批孩子在大約十六歲時。就被驅趕”到生產中來”，成為工人和小農民。，另一批人則繼續在學校教育中度過少年時代，

? ???注釋：1：法蘭西第一帝國（1804—1814)是拿破侖一世建立的法國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君主制國家：法蘭西第二帝國(1852--1870)是法國史上第二個資產階級君主制國家，路易·波拿巴為帝。——譯注 2：路易十八：1815--1824年在位；查理十世：1824-- 1830在位。路易·菲利普：1830一1848年在位，稱”七月王朝”。戴高樂：1958—1969年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第一屆總統。總統選舉制延續至今。——譯注 3：1919年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國，是資產階級一容克地主專政的國家，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共和國結束。——譯注 4：國際工人運動中一種以追求眼前經濟利益為特征的機會主義思潮。——譯注
?? ???成績或好或壞，總還有點進步；可他們還是中途落伍，只成為低級或中級技術人員、白領工人、低級和中級行政人員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最后一批人到達了終點。有的成萬半，雇傭型的知識分子，有的則象”作為集體勞動?者的知識分子”一樣，成為剝削的實行者(資本家、經理人員)和壓迫的實施者(軍人、警察、政治家、行政官員等等)以及專業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各式各樣的僧侶，可以確信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俗人”)。①在階級社會中，上述每一批人都要完成各自的任務，而為他們提供的意識形態也正是與他們各自的任務相適應的。比如對被剝削者，就提供一種”經濟高度發達的”、”做好本職工作的”，”言行合乎道德的”，”履行公民職責的”、”發揚民族精神的”和不關心政治的意識；對剝削的實行者則提供一種向工人發號施令并對他們大談”人際關系”的能力：對壓迫的實施者要提供一種維護秩序和強迫”無條件服從”的能力，或是一種巧妙應位-政治領袖的言論所造成的煽動性后果的能力；對專業意識形態工作者卻要提供一種利用推崇、蔑視、欺詐、煽動的方法對人類意識的不同層面加以分別處理的能力，以使其適應倫理道德、樂善好施，”超驗存在”、民族精神和法國的國際作用等等濫調。

當然，象謙遜節制、聽天由命、溫良順從，以及象憤世嫉俗，目空一切，驕橫傲慢，厚顏無恥，自高自大，甚至象禮貌的談吐和狡詐的辭令這些相互比照的德行，很多見教于家庭、教堂，軍隊，圣經、電影，甚至足球場，但是，沒有一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能象學校那樣使資 -本主義社會的全體兒童一天八小時，一星期五天或六天來做義務（還有不少是免費的）聽眾。　　

各種類型的專門知識無不隱含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正是靠傳授這些專門知識的學徒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即被剝削者同剝削者的關系)的再生產才得以大量進行。這個資本主義制度賴以生存的機制自然也被一種普遍流行的學校觀念所掩蓋（因為這種觀念是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疰的基本形式之一，所以才會普遍流行)，它把學校看成是清除了意識形態影響的中立環境。在那兒，”父母”（他們是孩子的占有者)把孩子托付給教師，而教師也尊重孩子們的”良心”與”自由”，并且以自己為榜樣，為他們展現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責任的途徑。　　在此我要向另—些教師們致歉，因為他們在惡劣的條件下，仍試圖掉轉他們在所”教授”的歷史和學問中找到的不多武器來反對坑害他們的意識形態，制度和實踐。他們也是一種英雄。但是他們人數很少，而大多數人甚至尚未開始懷疑制度強加給他們的”工作”（制度比他們強大得多，并且把他們擠壓變形)，或者更糟，他們用最先進的發現(著名的新方法！），并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獨創精神來進行”工作”。他們毫無疑慮，致使他們把熱忱貢獻于維護和培養學校的意識形態表象。而這個表象使今日之學校對于當代人來講就如同幾世紀前的教會對于我們的祖先來講一樣，是”天賦的”、有不可或缺之效用的，甚至是于人類有益的。

事實上，教會作為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角色今天已為學校所代替。學校與家庭的合作一如過去教會與家庭的合作。我們現在可以斷言：一種史無前例的深層危機目前正動搖著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教育系統，它像以往一樣(如《共產黨宣言》中就已宣告的)連帶著一種動搖家庭系統的危機，但這次則開始顯露出政治的涵義，因為學校(和學校一家庭聯合體)構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機器在生產關系再生產中又起著決定性作用，而世界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已經威脅到決定這一切存在的生產方式了。
? ????注釋：1：就他們所從事工作的性質或功能（即維護現存秩序）而言。－－譯注
? ???
? ???論意識形態

? ???在我剛才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概念時，以及在我談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靠意識形態發揮其功能作用時，我引證了一種實體－－意識形態。現在需要對此稍加論述。
? ???眾所周知，是卡巴尼斯，德斯蒂·德·特拉西①及其朋友們杜撰了”意識形態”這個詞，他們用以指代一種觀念(發生)論的客體。50年后，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開始使用這個術語時卻賦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涵義。意識形態在此是指一種支配個人心理及社會集團心理的觀念和表象的體系。早在馬克思為《萊茵報》撰文時，他所從事的意識形態政治斗爭就不可避免地迅即要求他正視這個實體，并迫使他把最初的直覺知識加以發展。

? ???然而，我們在此碰到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悖論。世間一切都仿佛在引導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理論進行系統的表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后，《德意志意識形態》實際上也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明晰的意識形態理論，不過它物”，有如肝臟分泌膽汁，著作有《人的肉體和精神的關系)(1802)等。

? ???注釋：①卡巴尼斯(PJ.G．Cabanis，1757—1808)法國哲學家、生理學家。認為思想是頭腦的一種”分泌

? ???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法國近代主要的觀念學家、哲學上觀念學派的創始人。認為人的思想不過是經過精心加工的感覺，是神經系統的一種活動。疰則是思想的發展和呈現。著作有《觀念學原理》（1801－1815）等。

? ???卻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過一會兒就會明白原因)。1　在《資本論》中，雖然包含了許多探討個別意識形態（尤其是庸俗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理論的隱線，但卻沒有包含意識形態理論本身；而個別意識形態理論在極大程度上正是依據于一般意識形態理論的。
? ???我想冒昧為這種理論勾勒一個基本而簡要的輪廓。我將要提出的命題固然不是信口雌黃，但是不經過非常透徹的研究分析，也不能對它們濫表支持并進行驗證，這就是說不能對它們盲目認可或反對。
? ???
? ???意識形態沒有歷史

? ???在我看來，要建立——或退一萬步講，要證實——一般意識形態理論的構想，而不是要建立(或證實)個別意識形態理論 推薦訪問： 意識形態 處分 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