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交，讀音yí jiāo，漢語詞語，指把事物轉移給有關方面，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日本戰犯為什么是蘇聯移交3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日本戰犯為什么是蘇聯移交3篇

第一篇: 日本戰犯為什么是蘇聯移交

中國為什么落后于日本

近代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辛酸的血淚史，中華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難，而大部分災難都是日本這個國家帶來的。中國歷史上曾經是比日本先進得多的國家，無論是經濟、文化還是政治。公元六世紀，中國文化通過僧人、商人、教師傳入日本，并廣為流傳，所以現在日本文化中有很多中國性的東西。但是從近代開始，尤其是甲午戰爭后，中國從各方面開始落后于日本。日本是一個資源缺乏的島國，為了發展就必須向外擴張，從而在十九世紀末走上了一條侵略之路。日本人對中國勢力的蟬食從甲午戰爭前就開始了，李鴻章時代，丟失了曾經的屬國琉球群島。在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失去了臺灣島和屬國朝鮮。20世紀，“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了東三省，“七七”事變后，日本又開始侵略全中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民族災難，“南京大***”、“千里無人區”，仿佛歷歷在目，就發生在昨日。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所以民間的仇日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只把反日停留在情緒發泄上，而不認真考慮中國為什么落后于日本，落后的原因在哪里，為什么受到侵略。現階段我們不需要把愛國只停留在口頭上的激進分子，而是需要腳踏實地，認真為國家發展出力的仁人志士，只有國家發展了、強大了，我們才不會重犯歷史上的錯誤，才不會被人侵略。

最近看過黃仁宇先生的著作《萬歷十五年》，很敬佩黃先生的“大歷史觀”，如果用他的“大歷史觀”分析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很容易就會看清歷史的走向，找出勝利或失敗的原因。黃先生的“大歷史觀”的主要思想是：對于一些歷史問題，不能糾纏于歷史上的某個細節，對于我們來說已經沒有必要。看待一個歷史問題不能孤立于一段時間內，幾年、幾十年肯定是不行的，而要把它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去考慮中，也許是一、二百年，也許是三、五百年，要考慮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將它們聯系起來，這樣分析問題才會客觀，才能接近問題的實質。對待中國為什么落后日本這個問題也是這樣。如果我們把目光控制在幾十年以內，我們只會看見中國與日本國力與科技上差距，而日本為什么領先于中國，在幾十年的范圍內是很難說清楚的，因為科技的發展是需要文化的積累的，一個國家的國力和科技水平在短時間內是很難發生質的飛躍，需要長期積累，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在百年以內，我們還是只會看到綜合國力的上的差距，依然弄不清這種差距的原因。而如果我們把時光倒轉150年，追溯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我們就會發現中國落后的原因。同時代的清政府，因一、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認識到了自己的落后，興起了一股“洋務運動”的熱潮，只可惜無疾而終，成果是留下了一些兵工廠，清朝的軍工制造水平有所進步，但和日本的“明治維新”根本無法相擔并論。十九世紀中頁，日本結束了幕府的統治，走上了變革之路，即后來的“明治維新”，這場變革是從上到下的政治革新，是政體的改革，日本的社會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府管理更加高效。而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只是單純的技術革新，沒有觸及到最需要改革的層面，所取得的結果根本無法和“明治維新”相比，所以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注定了清政府的落后。19世紀末，清皇帝光緒也曾經嘗試過政體改革，號稱“百日維新”，只維持了三個多月，最后以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頭而告終，是一次失敗的改革。如果這次變改成功的話，中國可能是另一番模樣，可惜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勢力扼殺了這次改革。

日本成功地施行政體改革，實行“明治維新”，是日本迅速超過中國根本原因。和清朝一樣，日本也經歷過長達兩個世紀閉關自守，是美國的軍艦打開了它的大門，并強迫與之簽訂了不平等的條約。在美國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后，西方諸強紛紛登場，強迫日本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所以日本歷史上也是飽受入侵的國家。在受到西方諸強的入侵之后，日本人意識到自己的落后，充分認識到社會變改的必要性，從而促成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這點與清政府對待入侵的態度完全不同。清政府在受到入侵后，在軍事抵抗失敗后，一味地偏安求和、割地賠款，把這當做茍且偷生的手段。在鴉片戰爭后，一些有識之士和政府官員也認識到與西方的差距，興起一股“洋務運動”，可惜由于清政府中一些人的無能和短視，使中國近代的一次軍事、經濟改革半途夭折。一些人反對“洋務運動”的理由是，自己造武器不如買外國的，這樣更便宜。誠然在開始階段自己造武器的成本要高于買武器，但從國家利益長遠的角度出發，這樣做是必須的，好處是既發展了國家的軍事工業，將來又不受制于人，可惜當時清政府上層都是一些短視的人，沒有如此的戰略眼光。

而日本則不同，在“明治維新”后，積極發展自己的軍事工業。幕府倒臺后，日本實行了一套類似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天皇成了名譽職位，不干涉政治，國家管理由內閣負責，而內閣又主要由軍人構成。軍人處于國家的最高層，參與政治，具有發言權，這種體制有利于軍事科技的發展。內閣上臺后，日本廢除了原來的封建征兵制，以歐洲的標準建立現代化的海軍，積極扶持軍事工業，學習西方現代化的軍事技術，使日本的軍事科技水平迅速提高。這為在日后是甲午戰爭中，全面戰勝清朝的北洋水師奠定了基礎。為了購買外國軍艦，日本天皇帶頭捐款，這和慈禧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合園有天壤之別，清政府怎能不失敗？

“明治維新”后，日本在教育方面實施了初等義務教育，大批的外國學者被請到日本進行講學，或創辦學校和大學，許多日本人被送到國外進行學習，人才的積累為日本今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人才是一國的立國之本，一個國家無論遭受什么樣的破壞，只要人才在，就不愁發展。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失敗后，都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但因為它有堅實的人才基礎和長期的文化積累以及國民的高素質，二戰后它們又迅速崛起，在美國的幫助下，又成為世界性的強國，如果沒有“明治維新”時打下的基礎，很難想像日本會成為什么樣。日本是十九世紀末實行的初等義務制教育，而我們呢，清朝時沒有，民國時沒有，只是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后才開始，晚了將近半個多世紀，這難道不是一個差距嗎？國民文化水平長期的低下，是中國落后于日本的又一個基本原因。

日本人又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早期學習中國唐朝的先進文化，在閉關自守時期，幕府也提倡學習外國先進的文化，維護學習外國語言的學校。當時日本的自然科學已有了分科，有物理學、醫學等。而同時代的中國學生只能在私塾里學習，根本接觸不到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們與之相比又是一個差距；日本是一個緊湊的島國，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民族的單一性，造就了日本民族的團結精神，使他們更容易一致對外，在“明治維新”后，日本沒有像中國那樣出現過軍閥混戰，各霸一方，國家在內閣的管理下，高效運轉。反觀中國，在清政府倒臺后，陷入軍閥混戰之中，日本人乘虛而入，蟬食中國的領土，導致中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些都是血的教訓啊。

從古到今，這個世界都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只有自己強大了，別人才會尊敬你，才不能小看于你，國與國之間也是這樣。寫這篇東西之前，考慮了很多，我并沒有為日本人歌功頌德的意思，因為我討厭日本人，提起他們，我總是想起那些民族仇恨。但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現在的發展水平落后于日本，這些都是歷史造成的，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憎恨日本人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日本人身上優秀的東西，學習他們的優點，這樣我們才會進步。“知恥而后勇”，現在的中國已走上了一條和平崛起之路，照此發展下去，中華民族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屹立于世界的東方！?

第二篇: 日本戰犯為什么是蘇聯移交

蘇聯如何審判日本戰犯：首次公開日軍細菌戰，斥美國替日掩蓋

????????1949年底蘇聯在其遠東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軍在戰爭期間“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對包括最后一任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內的12名日本戰犯公開審判。這場審判首次全面揭示了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活體實驗、實施細菌戰爭等嚴重罪行，是二戰后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罪行的國際大審判，開創了人類公開審判細菌戰爭犯罪的先河。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這場審判長期湮沒，很少為國人所知。

1949年“伯力審判”（Khabarovsk Trial）庭上被起訴的部分日本軍人。
? ? ? ? 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見，在世界范圍內——尤其當年參戰各國，將會有多種多樣的活動來紀念這場曠日持久、創巨痛深的人類浩劫，關于這場戰爭的記憶將被大規模喚醒，許多戰爭往事則會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重新涌入現時人們的生活當中。在這撫今追昔的莊嚴時刻，本文所要論及的是一場近乎被國人遺忘、但十分重要的戰后國際審判活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前蘇聯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針對日軍“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戰爭罪行，對包括最后一任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內的十二名日本戰犯進行的公開審判。因為哈巴羅夫斯克原屬中國領土，在漢語中舊名“伯力城”，故這場審判又名“伯力城審判”或“伯力審判”（Khabarovsk Trial）。
????????伯力城審判產生于特定的國際時勢背景下，長期遭受人為“曲解”和掩飾，并未引起足夠重視。二戰后，關于戰犯的國際軍事審判，最著名者莫過于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s，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和東京審判（Tokyo Trials，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此二者不僅為戰爭犯罪審判開辟嶄新紀元，更衍生若干國際法律規范，對形塑戰后世界政治格局影響深遠。歷來關于這兩場審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眾多，也最為國人熟知。
? ? ? ? 但就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懲處而言，與日本軍國主義所犯下的諸般戰爭罪行相比，太過局限。即如關于日本戰爭罪行的揭露發現，乃至相關戰犯的審判追責，都很不徹底，或曰存在嚴重的“漏罪”問題。僅就中國所遭受的戰爭苦難來說，在數十年日本侵華戰爭中，除常規戰爭帶來的破壞摧殘、奸淫擄掠等暴行外，還有更令人發指的，日軍利用中國人進行的各類“活體實驗”、細菌武器開發、實施細菌戰等罪行。
????????二戰結束前后，中國的南京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曾就日本細菌戰罪行進行調查取證，隨將所獲各項證據材料提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蘇聯甚至還曾押送兩名親身參與實施細菌戰實驗的日本戰俘（柄澤十三夫和川島清）到東京作證，擬就日軍細菌戰罪行提起訴訟。但在美國政府的野蠻干預和精心掩護下，昔日細菌戰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親自批準組織進行細菌戰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訴，幸逃法外。這樣一個結果，對于那些因為細菌戰（包括相關實驗）而遭受傷亡的各國罹難者——尤其對于其中占據絕大比例的中國罹難同胞來說，顯然有失公平和正義。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從二戰結束前后的國際形勢來看，隨著戰事逐漸接近尾聲，圍繞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對立分歧，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角逐競爭日益激烈。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冷戰正式拉開序幕。而發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自調查取證、開庭審理，乃至裁判處決，整個過程都被籠罩在冷戰的陰云之下。最終，東京審判歷時兩年有余，竟未能將日本細菌戰犯送上國際法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
????????然而，對日本細菌戰罪行的揭發取證、對細菌戰犯的國際司法審判并未就此終結。同樣基于美、蘇兩大陣營的針鋒對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蘇聯在其遠東著名城市伯力城設置特別軍事法庭（即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從當時拘禁的數萬戰俘中遴選出十二名細菌戰犯，就其所犯細菌戰爭罪行，進行公開審判。
? ? ? ? 這十二名戰犯分別是：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陸軍大將山田乙三，前日本關東軍醫務處長軍醫中將梶冢隆二，前關東軍獸醫處長獸醫中將高橋隆篤，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前第七三一部隊分部長軍醫少佐柄澤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隊部長軍醫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隊支隊長軍醫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軍團軍醫處長軍醫少將佐藤俊二，前第一〇〇細菌部隊科學工作員中尉平櫻全作，前第一〇〇部隊工作員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隊第六四三支隊醫務實習員上等兵菊地則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隊第一六二支隊醫務實驗員久留島祐司。經過這場審判，蘇聯向全世界昭告日軍曾在戰爭期間“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犯罪事實，成為向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陣營對戰的有力“外交武器”。
????????這場由一個國家（蘇聯）組織特別軍事法庭，對另外一個國家（日本）的細菌戰犯進行審判的國際司法活動，盡管在法庭組織、審判規則、實體運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與晚近發生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等內容屬于嚴重戰爭罪行，早被多項國際戰爭法規和慣例譴責、排斥；并且，蘇聯以一種近乎點名的方式，直斥“某個有力的大國”（即美國）掩蓋這些令人發指的戰爭罪行，以致相關罪犯未能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交付審判，得到應有懲罰；所以，這場審判一經公開報道，國際反響十分強烈，美方在難以否認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只能不斷聲稱這場審判是一場“政治秀”（Political Show），只是蘇聯進行的宣傳伎倆而已，刻意在媒體上加以歪曲和反宣傳。
? ? ? ? 然而，隨著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相關檔案解密，通過一些記者、學者研究揭發，美國當年攫取日本細菌戰實驗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細菌戰犯進行細菌武器開發，借以推進本國細菌戰水平，并在隨后的朝鮮戰爭中針對朝鮮和中國部分地區施放細菌武器等事實，早已大白于天下。今日觀之，美國當時雖以極低成本自日本細菌戰犯手中獲取大量“活體試驗”和細菌戰武器資料，但在此件事情上所根本犧牲的，卻是一個以“道德楷模”和“國際警察”自命的大國道義形象。
????????在戰后關于戰犯的系列審判活動中，伯力城審判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正如前言，繼紐倫堡審判之后組織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使日本的主要細菌戰犯逃脫法網，免于刑責。遺憾并令人費解的是，大約在此前后，在南京國民政府組織的數次大規模審判日本戰犯活動中，對于日本細菌戰罪行的調查取證、相關戰犯的審判處理，一直未見有明顯動作。（或因忙于內戰，或許是在某一大國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有待進一步揭示。）因而，專門針對細菌戰犯罪的蘇聯伯力城審判，盡管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但作為二戰后或曰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犯罪的國際審判，正式開啟了人類審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義之路，意義非凡。
????????再從后續發展來看，蘇聯在伯力城對于日本戰犯的公開審判，為中國的戰犯審判提供了經驗。一九五〇年七月蘇聯將九百六十九名戰俘（連同部分訊供材料）移交中國，關押于新成立的撫順戰犯管理所。一九五六年六至七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在遼寧沈陽和山西太原組織特別軍事法庭，開庭審理武步六藏、鈴木啟久等四十五名戰爭犯罪嫌疑人（含此前羈押于太原戰犯管理所者）。
? ? ? ? 據曾經擔任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的袁光將軍回憶，當時“找來蘇聯在伯力審判日本戰犯的程序，有厚厚兩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另有證據表明，蘇聯的伯力審判記錄更成為一九五六年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辦日本細菌戰犯榊原秀夫案件的一項重要書證。當然，中國對于日本戰犯的司法審理，有不少法律實體和司法程序方面的創造，亦絕非照搬蘇聯經驗；而從戰犯認罪和思想改造效果看，中國的“以德服人”策略明顯更深入人心。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伯力城審判完結后，蘇聯有關當局便著手將審判資料公開出版。一九五〇年四月底或五月初，經過編輯整理，設于莫斯科的國立政治讀物出版局便以俄文出版了一本名為《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戰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的書。隨后，該書被譯成多國文字，由蘇聯的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印行。從筆者所見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四種版本樣式窺之，該書并無完整版權標識或銷售信息（如經銷定價），應屬官方特種印刷品，可能僅限政府或政黨間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數量較為稀少。有鑒于此，但凡得此原本者，無不加以珍視；甚或爭取機會，整理出版，以此警世。
? ? ? ? 據筆者有限所見，除一九五〇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中文原版外，近二十年間，該書至少在中國已被三次重新出版，且均經改擬書名，大致如下：（1）《伯力審判——12 名前日本細菌戰犯自供詞》（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署作“佛洋編寫”。（2）《1949 伯力大審判：侵華日軍使用細菌武器案庭審實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署作“姜力編”。（3）《日本細菌戰戰犯伯力審判實錄》（湖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署作“王國棟編譯”。以上三者，雖然書名和署名方式各異，但內容并無二致。
? ? ? ? 此外，該書的日文版與中文版大致同時出版，并很快傳到日本。一九八一年十月，曾經淪為蘇聯戰俘的日本作家山田清三郎，根據本書的日文原版，以紀實文學的筆法撰寫發表了《細菌戰軍事裁判：記錄小說》（新興出版社發行）一書；次年七月，不二出版株式會社又在該書日文原版基礎上影印重版，并改名為《公審記錄——七三一細菌戰部隊》，側面表明日本民間確有一些人士對于這場重要的審判表示關注。
????????如今在中國大陸，中文原本既難獲見，三次重版本也早經售罄，時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為了忘卻的紀念”，很有必要再次重版此書。本次重版，酌將書名改擬為《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一則以審判發生地地名稱之，比較符合國際語文慣例；二則言該書“沉默半個世紀”，乃因中國（提前）釋放最后三名日本戰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自此關于日本戰犯的個體的訴訟問責宣告終結，國內關于日本細菌戰罪行的研究揭發也驟然沉寂，距離提出本次出版動議（二〇一四年）正好五十周年，故命此名。
????????另外，筆者在查閱相關資料過程中發現：數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界對于這樣一場重要而特別的伯力城戰犯審判，一直鮮有深入專門的研究成果。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則更“難得周郎顧”。目前中國學界基本限于利用伯力城審判的歷史記錄，討論研究中國抗戰期間的細菌戰、活體實驗等問題，或根據新近發現資料或實地調查報告，就伯力城審判中未能發現或存在偏差的細菌戰史實，進行補充和修正。換言之，比較側重在細菌戰或抗戰史的框架下進行討論。相比之下，對于這場審判的來龍去脈，絕大多數論者只是根據目前這本伯力城審判材料，作些簡單介紹而已。因而，透過冷戰的歷史煙云，全面厘清伯力城審判的歷史背景、審判過程、時代反響及其歷史遺緒，尚是亟待研究開發的宏大學術課題。
????????最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日本數十年侵華戰爭期間給我們的國家民族所造成的巨大傷害？又該如何看待慘酷無比的“活體實驗”和細菌戰罪行？一九六二年六月，前遠東國際法庭法官梅汝璈先生在追述南京大屠殺的一篇文章結尾處特別寫道：“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然在筆者看來，追溯或紀念歷史的意義，不僅在于拒絕人類對于痛苦經歷近乎本能的“選擇性遺忘”，更在于正視歷史慘淡的真實，深刻反省：人類何以一面高揚理性的旗幟，禮贊人性的光榮偉大，另一面卻在同類間大肆殺戮，以致給彼此民族造成沉痛災難？我們相信，只有從真實的歷史中吸取足夠的教訓，才能尋繹出人類未來的光明前景。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予當今世界的影響始終沒有消歇。遑論這場大戰所形塑的嶄新世界格局與戰前迥然不同，亦不論這場大戰后的世界格局又經歷幾多滄桑劇變，單就這場戰爭中所投入的一些新式殺人武器（如原子武器、生化細菌武器）來說，其對人類道德倫理乃至精神世界造成的嚴重沖擊，仍時常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乃至引起公眾的警懼或恐慌。與此同時，自世界范圍看，包括當年交戰各國（尤其一些“大國”）在內，今天的人們對于這場戰爭的認識和反省，既難言完全一致，更難說有多么徹底。
? ? ? ? 日本政府一方，對于當年侵華戰爭的態度，經常游移于有限承認和堅決否定之間。媒體亦時常曝出部分人士否定侵略戰爭的言論，甚至有一些政府官員不斷為當年的甲級戰犯招魂獻祭。對于日本二戰時期“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來說，不僅絕大多數細菌戰罪魁最終逃脫刑責，得享天年，有的甚至復出政壇，成為美國當年太平洋戰略的重要棋子。日本政府亦從未就此正面表示道歉。二〇〇七年五月日本最高法院終審駁回中國一百八十名細菌戰受害者的上訴，雖然沒有否定日軍當年細菌戰犯罪事實，但拒絕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便足以說明一切。
????????當然，作為另一方的中國，在追溯或紀念這場人類“大浩劫”的時候，也有必要讓我們的公眾了解真實的歷史，進而在真實歷史的基礎上，學會面對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或許，中日兩國只有雙方都能真正學會正視歷史，才能從歷史的沉疴中解脫出來，更加妥善地處理兩國關系，在謀求兩國人民乃至人類和平福祉的大業中有更積極的作為。至所企盼！

第三篇: 日本戰犯為什么是蘇聯移交

日本制造為什么強？
日貨熱現象的背后：日本制造
最近幾年，中日關系越發奇妙起來。當然，這里所說的"中日關系"不單是指傳統的政治上的關系。從去年上半年赴日旅游游客數量的激增（與前年度同期比增長80%），到本年年初中國游客漂洋過海，大量采購從嬰兒用奶粉、尿不濕到日常生活中用的各種用品——小到牙膏牙刷、指甲剪、各種文具、化妝品、保溫杯，大到電飯煲、空氣清潔機、空調——都一再讓人驚奇。最近中國游客買斷日本國內"馬桶蓋"的現象，幾乎成了人類史上具有喜劇效果的事件。
閑話休提。這種中日關系中出現的"驚奇"或"喜劇效果"，其實是源于我們自身對自己與鄰人認知的不足。
最近十數年來，中國制造業在某些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委實可喜可賀。比如在汽車的制造數量上，2008年中國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翌年便超過日本，拔得世界頭籌，并一直保持到現在。然而，從一般意義上的"日貨熱"從未減退這一點來看，我們不可因自己的某種進步而妨礙了我們對基本事實的認知與把握：在整體上，中國制造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中國特定領域、諸如家電以及最近幾年手機等工業制品的成功以及某些技術的領先，目前還遠不足以支撐起"中國制造"這一說法本該企及的目標——取得"日本制造"所具有的各種市場效果。"馬桶蓋"這個看似難登大雅之堂的商品，正因其特有的私密性，將日本制造的"強"戲劇般地呈現了出來。
那么，"日本制造"為什么強？
日貨熱的1980年代史：三大神器與現代生活
中國消費者對日貨的認知，與中國自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幾乎同步發生。眾所周知，早在1978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率團訪日，先后參觀了日產汽車、新日鐵、松下電器等現代化工廠，并乘坐了日本的新干線。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從此帶領中國民眾開始走向一個新時代——向現代生活的轉向。同年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袁寶華與社科院副院長鄧力群為首的代表團訪日，所見所聞則進一步堅定了現代轉向中的"日本轉向"策略：從鄧小平親自邀請新日鐵的稻山嘉寬會長、松下電器的松下幸之助參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到決定大幅度使用日本的對外開發援助（ODA）貸款。
1979年日本時任首相大平正芳訪華，正式表明向中國提供ODA，中日關系進入了新時代。事實上，直到2007年日本向中國提供最后一批貸款為止，在中國交通運輸（包括道路、港口、機場等的建設）、電力電信（諸如光纖線路鋪設與程控交換設備的導入）、農業水利（諸如化肥工廠的建設）、地鐵等城市建設、醫療等領域，日本的ODA都扮演了非常活躍的角色。重要的是，與ODA關聯的日本技術及背后的理念，得到了中國相當廣泛的認知。在史稱"中日蜜月期"的1980年代，國人對日貨的認知更直接源于生活經驗。到了1980年代的中期，日本對華輸出呈現出壓倒性的增長，其中1985年是一個巔峰。依據日方的統計數字，這一年中國從日本進口的以汽車和家電為中心的商品，比前一年度都有數倍的增長。比如，從日本進口的整車，1984年為6.7萬臺，1985年則增加了2.3倍，達到20萬臺。另外，與前年度的進口數量相比，電視機增加了2.9倍，冰箱增加了3.4倍，洗衣機增加了2.8倍（參見服部健治?丸川知雄編：《日中関係1972-2012II経済》，東京大學出版會，2012年）。電視、冰箱、洗衣機，作為1980年代的現代生活標志的"三大件"（相當于當下語感中的"三大神器"）與庶民生活的結合，成功地確立了"日本制造"的高品質、現代化的形象。在同一時期，為了扭轉對日大幅貿易赤字的局面，中國政府制定了"技貿結合"，即"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從日本進口的工業完成品的數量開始得到控制——中國從日本進口完成品的前提條件是日方要提供相應的制造技術。不過，同期通過引進日本的生產技術而生產

的制品，可以說完全無法與日貨相競爭。同樣使用日本技術與生產設備，卻無法生產出與日本原裝產品相匹敵的商品，這通常被認為是品質管理上的落后，被認為是"中國制造"的先天不足。這種說法，在當下依然可見。不過，由于中國某些技術的進步，這種對中國制造問題點的指摘，似乎也愈發微弱了。然而，這不是因為問題得到了有效的解決，而是因為被不恰當地加以了轉換與遮蔽。2
日本工業技術背后有著特定的精神傳統，即"職人精神"。
日本制造的品格：職人精神、生產組織方式與經營理念其實，日本制造之"強"，并非某個特定因素所決定的。就此間成為話題的"馬桶蓋"而言，它形式上或標簽上的"中國制造"（MadeinChina）與某些中國技術的應用，完全無礙于它作為"日貨"而備受青睞的本質。不了解這個本質，從小的方面說無益于中國制造廠商生產出讓國人滿意的產品，而從大的方面說，則無益于改變"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分工中的低端位置，無益于實現我們在"中國制造"上的中國夢。
在筆者看來，"日本制造"在全球市場上展現出的廣度、深度與品質厚度，可以說與三種因素有關：職人精神，生產組織方式與經營理念，這里略作解釋。第一，日本工業技術背后有著特定的精神傳統，即"職人精神"。這是一個日語中的說法，相當于craftsmanship，特指產業革命以前的基于手工的生產方式；"職人"則大致相當于具有獨特技術絕活的"工匠"。眾所周知，手工業的最大特點是，制品與制作者的人格有著高度的關聯。或者說，作為人格的某種溢出與固化，商品呈現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某種活潑的關聯。或者再換一個說法，"職人精神"不同于一般意義的"職業精神"，它以職人的全人格為賭注，唯一目的就是獲得消費者的認可。這是一種相互承認的精神結構，在今日日本的國內生產與市場活動中，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這種全人格的、旨在提高產品物理品質與精神品味的制造業主體人格結構，可以說是日本從傳統繼承的最大遺產。與"職人精神"并行使用的日本固有語匯"制作"（"もの造り"），反映的是同樣的人與物之間的關系。
第二，與"職人精神"具有某種所謂的日本特色相比，那么它的生產組織方式，則有更多的普世性，因而為更多有夢想的民族與企業家所關注。這種要素的代表就是日本企業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廣泛流行的"豐田生產方式"，它徹底貫徹了節約、高效的科學精神。中國讀者對此相對熟悉，這里不做具體介紹。要強調的是，日本企業強調的節約與高效，歸根結底仍然是一種貫穿于所有企業人員的心志狀態或精神氣質（近似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ethos）。對此，日本著名的經營學家藤本隆宏在其《日本的制作哲學》一書提出的"基于磨合的生產方式"（參見藤本隆宏：《日本のもの造り哲學》，日本経済新聞社，2004年）可資說明。藤本所說的"基于磨合的生產方式"，是指企業為了實現自己的"產品設計思想"，不但要求企業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相互協調、共同協商設計思想與產品制作，還要求與企業外部的各種配件供應商之間相互協調，共同實現產品的制造。這意味著在企業生產過程中，技術的發明與使用、零部件的具體制作與消費者最終消費的"產品設計思想"，在日本的企業生產過程中高度結合在了一起。日本企業之所以注重研發（researchanddevelopment），與這種生產方式時刻向相關制造商提出高標準的產品或新商品要求有關。與這種生產方式相對的是"基于組合的生產方式"。如果說前者是一種有機的相互適應與調節，那么"基于組合的生產方式"就是一種近似于機械拼裝的產品制造，或者說就是"組裝"。在這種"組合"生產方式中，產品或者受制于生產商"設計思想"的陳舊與落伍、無法及時使用最新近的技術發明，或者受制于市場上現有的零部件或材料等無法支持"設計思想"的實現，

很難達成各種要素的最佳組合。即便二者整體上偶然達成了某種形式上的最佳匹配，某項零部件在設計或制作上的短板，也將讓產品的品質大打折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時常抱怨一些產品小毛病不斷，就是這種生產組織方式的必然結果。可以說，只有作為軟件的"產品設計思想"與作為硬件的各種零部件高度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消費者才能獲得最高的體驗——這種體驗所帶來的身心的愉悅，顯然創造出了全新的消費與市場。稍微抽象一點說，這種"產品設計思想"旨在對人性的某種"開發"。如果企業時刻如此以人為本，我們很難想象它的產品無法獲得消費者與市場。
第三，制造"日本制造"的另一重要要素就是"經營理念"。無需說，經營理念這個說法如今如此普及，幾乎成了陳辭濫調。市面上也可多見介紹日本企業"經營理念"的書籍。問題在于，我們是否理解了"經營"的本意？這個詞是否只是指企業的運營與管理（operatingandmanagement）？——這自然不錯，只是它把本質問題進行了扁平化處理。
在日本的權威辭典《廣辭苑》中，"經營"這個詞的第一個含義是"竭盡全力辦理某種事情；花費工夫悉心建造房屋等"，它構成了由此衍生出的其含義的基礎。顯然，在日本的語義中，這個詞首先讓人想到的依然是某種人格——一種盡心竭力、甚至是苦心孤詣的面對事物的狀態。其實，這并非是日語獨有的語義，而是源于中國的古典說法。比如《詩經·大雅·江漢》篇中就有"經營四方，告成文王"的說法，表明這個詞最初應用于最高的人類政治事務，即統治與治理。這種意義上的"經營"顯然需要試圖勵精圖治的為政者主體的全人格的投入。由于日本進入現代社會的漸進方式，詞語語義的扁平化進程緩慢，其古典含義得到了相當程度的保留。因此，這種意味著某種精神的"經營"一語，自然會喚起當事者與眾不同的主體意識與責任意識。如此說來，我們必須在日本特殊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意義上，理解日本的經營理念。
讓我們適當地把話往扁平的方向說吧。在日本的企業中，經營理念從根本上說是關于人的理念；換句話說，它首先不是為實現利潤與謀利的現代商業意識形態。這里的"人"包括兩類：一類是企業從業人員；在這個方向上，日本的經營理念成功地將企業塑造為如家族般的"命運共同體"。這意味著，企業經營成功與否，即是否獲得消費者承認，是關系所有人飯碗的大事。日本企業有名的"年功序列"——基于入社時間長短的職務與薪資晉升規則——制度，正是家族內部輩分與權威關系的某種擬制。在這一理念中，通常容易達成上下一心的純然狀態。前面提到的"基于磨合的生產方式"，其根本思想依然是源于這種家族內部相互協調、相互扶持的生活理念。
第二類人無需說就是消費者。在日本產品的設計者——如前所述，它不是指特定的生產個體，而是整個生產體系——看來，"讓消費者滿意"尚無法構成他們的原動力。這是因為，在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如果制品做不到"讓消費者滿意"，那就意味著企業行為的完全失敗。換言之，"讓消費者滿意"這個說法只是底線。那么，這個關乎消費者的真正經營理念究竟何在？依據本文的脈絡，這里可以指出兩點。其一，它是指對消費者的尊重；它表現為"讓最挑剔的消費者滿意"這樣的設計思想上，與日本文化論中提到的日本人對"完美主義"的信仰有關。不管怎樣，這種設計思想最大程度上減少了消費者的抱怨，卻是地地道道的事實。其二，它是對與消費相關的欲望的創出。一件工業制品在外觀設計與工藝上讓人賞心悅目，在功能使用上讓人輕松愉快，甚至樂此不疲，這可以說是對消費者尊嚴的究極尊重。這種想法并非有何高妙而言，僅僅意味著它對人性的順應而已。
無需贅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蘇與迅速崛起，并在1980年代達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與上述日本企業的經營理念、亦即日本的企業家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這一點我們在微觀局面上很容易觀察到，比如，在中國正在取得成功的一部分企業及企業家身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消費者在使用日貨時，所體味到的或許遠遠超過了許多評論家口中的"實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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