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讀音為běn wén，漢語詞語，意思是所指的這篇文章，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4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4篇

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篇1

淺談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中國文化積淀深厚，博大精深，對亞洲的日本、朝鮮、越南等鄰邦國家影響巨大而深遠，其中日本所受影響最深。自奈良時代開始，隨著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歷史上第一部較為完備的史書《日本書紀》，從體例到語言都受《漢書》的影響，公元751年《懷風藻》的問世，標志著日本文人詩歌創作的肇始，這也是現存最早的漢詩集。日本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萬葉集》明顯地受到《詩經》和《昭明文佚》的影響。在日本文學史上，甚至還出現過漢詩文幾乎壓倒日本傳統文學的時期（即從《萬葉集》后期的759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905年的大約150年之間），人們稱之為“國風黑暗時代”。直到寬平二年，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議，廢止遣唐使，對外采取封閉策略，日本的傳統文學才得以發展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影響后世文化深遠的平安文學中，對日本漢文學乃至日本古代文學影響最大的中國詩人，無疑首推白居易。
　　據考，白居易的作品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見《日本文德天皇實錄》上所記載，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貳藤原岳守從唐商人帶來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詩筆》呈現給仁明天皇。隨后，遣唐使陸續帶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詩一經傳入，迅速流傳開來，深受當時日本文人的喜愛。據《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長慶集》（29卷）。根據日本學者金子彥二郎著《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統計，在平安文士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中，共收中日詩人詩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幾乎占半數。另據川口久雄統計，在藤原公任編纂的詩集《和漢朗詠集》中，共收錄588首詩，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139首之多。
　　當時在日本凡談及漢詩文者，言必稱《文選》和《白氏長慶集》。據《江談抄》記述，當時和白居易同時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對《白氏文集》最是鐘愛，相傳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時曾秘藏偷讀，視為珍寶。后來他要考驗臣子有沒有學問，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詩念錯，考考這個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詩句，若是熟，就代表這個臣子很強。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見臣下小野篁時，賦漢詩曰：“閉閣惟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毙∫绑蜃嘣唬骸笆プ魃跫?，惟‘遙’改‘空’更妙也?！碧旎矢锌溃骸按四税讟诽炀?，‘遙’本作‘空’，僅使卿耳，卿之詩思已同樂天矣?！笨梢娦∫绑驅Π自姷氖煊浺堰_到背誦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樂天”之稱。日本《史館茗話》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平安時代的漢學世家菅原、大江兩家也都是長慶集的崇拜者。據金子彥二郎的《平安時代文學與》一文中統計，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達500多首詩，80多次，并有所創新和發展。據記載，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詩集后，以“見右丞相獻家集”為題，作詩大加贊賞，曰：“更有菅家勝白樣”，并在詩后自注：“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還專門開設《白氏文集》講座，由大江維時給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讀，此后數代天皇都參加了這個講座。并多次舉辦御前詩會，圍繞白詩取題唱和?！对词衔镎Z》的作者紫式部作為一條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給皇后講授《白氏文集》。在這一時期問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語》等作品中，處處可見對白詩的活用。據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統計，《源氏物語》中引用中國古典文學典籍185處，其中白詩達106處之多。當時白居易還在世。誠如明萬歷46年，那波道圓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
　　詩文之稱于后世，不知其數千家也。至稱于當時，則幾希矣，況稱于外國乎？……在雞林〔注一〕，則宰相以百金換一篇，所謂傳于日本新羅諸國。嗚呼，菅右相者，國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詩，謂似樂天，自書為榮。豈復右相獨然而已矣哉？昔者國綱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學非不粹，大凡秉筆之士，皆以此為口實，至若倭歌、俗謠、小史、雜記，暨婦人小子之書，無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殘膏剩馥，專其美于國朝，何其盛哉！
　　在我們看來，唐代最偉大的詩人無論如何也要首稱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較后面。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響卻是無可比擬的呢？筆者認為，白居易之所以風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白詩數量豐富，取材范圍廣泛，便于學習和借鑒。白居易活了75歲，共創作了三千多首詩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詩》中共編為三十九卷，是唐代詩人中保存詩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經歷十分豐富，其詩歌取材范圍更是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的日本平安文壇崇尚漢詩文，文人聚會，以會吟誦詩漢詩文為本事與才華。對大部分初學漢詩的人而言，在沒有任何參照的情況下憑空是作不出好詩來的，所以這就需要一種范例或辭典，以供借鑒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就是應當時的這種需求而產生的一種參考書。該書將所收一千多首漢詩分為季節、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獸、宴喜、別離……等十五部門編纂，以便利日本文士們寫作漢詩之際，依其所欲詠頌的內容而尋找其摹仿參考的對象。這就類似我們小學時候用的模板，在自己還不太會寫文章的時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寫。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詩人就是這樣，他們翻翻《千載佳句》，自己當下要寫什么詩，就專門看那一類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這是一種練習，若是能超脫，就會建立自己的風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過和歌也常是從中國文人的作品中轉化而成的。《千載佳句》的編者大江維時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編了一本《句題和歌》。該書搜集漢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詩句，以供寫作和歌的參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風月、游覽、雜、離別、述懷等九部門，每部門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錄其典據之詩句，后附和歌；所載的和歌，即是依原詩句翻譯蹈襲、或攝取轉化而來。由于白居易的高產，寫作題材范圍十分廣泛，凡個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會民生，都有記述詠誦，因而他自然成為收錄詩作最多詩人，其豐富的作品也自然成為當時文人學習詩歌創作的首選范本。?
　　二、白詩通俗淺顯，直白流暢，易于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詩歌大量吸收民間語言，具有很強的通俗性、現實性和平民性，號稱“老嫗能解”。據南宋初釋惠洪《冷齋夜話》記：“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解之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集?！卑拙右鬃苑Q：“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卑拙右滓云涮觳?，作詩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語，天下俚俗語，遂幾盡在白詩中。王荊公因此嘆曰：“天下好語被杜子美道盡，天下俚語又被白樂天道盡?！鳖檶嵲谄洹吨袊膶W史綱》中指出：“蓋當時之詩，競擬魏漢，甚者至肖詩之雅頌，強自鳴高而自炫學博。白居易獨以入耳為主宰；顯為一種反動。洵具有慧眼卓見也。今觀《長恨歌》《琵琶行》，皆無注腳即可明白。宜乎彼詩在當時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嫗，莫不玩誦之。故白居易者，純粹平民詩人也。”〔注二〕據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號為元和詩。……然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卑拙右鬃约航o元稹的書信當中也說：“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墒窃鰞r?！卑自娭餍校纱丝梢娨话?。?
　　曲高則和寡，李白的詩汪洋恣睢，如陽春白雪，難以摹仿；白居易的詩則明白曉暢，似下里巴人，因而眾口傳唱。日本當時雖說風行漢詩文，但畢竟漢語是一種外語，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難度的。能達到李白、杜甫這樣的水平的中國詩人又能有幾個，何況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貴族文士們對漢詩如何熱心，也不管他們如何熱中于漢文化，要運用繁難的中國文字、生疏的中國語言來寫出天馬行空、工巧深刻的詩文來，那談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詩對他們而言難度太大，肯定是學不來，只有白居易的詩符合了既能夠讀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條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愛。
　　三、白詩中體現出的“閑適”、“感傷”的審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時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鳴。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其自敘言：“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
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其中，如《歌舞》、《買花》、《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首首如劍，皆是被人們廣為傳誦的名篇。這是因為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對政治有著極高的熱情，所以才會注意到租稅，進奉，宮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寫出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諷喻詩，也才能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钡脑姼柚鲝?。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并稱這類詩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這種政治熱情，隨著屢遭挫折而漸漸消退。在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飽受排擠傾軋，因此早年大志逐漸被消磨，為避禍遠嫌，他以詩、酒、禪、游自娛，有感而發創作了平易悠閑的閑適詩，詩歌中處處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長樂的老莊思想以及對歸隱田園的閑適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感傷詩中成就最大的當數《長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間彌蕩著濃濃的感傷情緒,寄托深微，加以繪聲繪色的鋪排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和諧的韻律聲調，藝術上達到很高成就。但隨著元和六年，母親去世和愛女夭折。白居易丁憂居渭村三年期間，又貧又病，靠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日，后又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幾年內經受了至親離喪、仕途失意的一連串打擊，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從此，他開始轉而求禪問佛，?
　　“作為一個被人世矛盾和苦惱擊倒的人，把佛教作為凈化靈魂的教義和實踐”?！沧⑷称髨D從佛教中求得解脫。正如其在《晏生閑吟》中表明的：“賴學禪門非想定，千愁萬念一時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厭苦塵世煩惱，力求加以解脫，轉而信奉凈土宗，聲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以踏上往生極樂的西方凈土，他在《畫彌勒上生幀贊并序》中說愿“焚香作禮，發大誓愿……愿我來世，一時上生”。在白居易后期的很多作品中明顯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的時代，統一強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現大大小小的割據軍閥。這和平安時代天皇威權旁落，各地武家政權興起的社會現實十分類似。但在平安文學當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種飽含“兼濟天下”之志的諷諭詩。雖然菅原道真在任贊歧守時，曾作《寒早十首》組詩，反映走還人、老鰥人、藥圃人、驛亭人、賃船人、賣鹽人等社會底層人物生活狀況。但作為整個平安時代腐朽沒落的貴族公卿階層而言，他們絕沒有興趣去關系下層民眾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組詩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樂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種關于表現意圖的明確宣言”，因而“對于這種直接的政治批評手法，道真根據日本關于詩歌應當具有雅趣風姿的傳統觀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沧⑺摹乘麄冃蕾p的只是白居易詩中體現的那種追求與自然融合、心物一體的精神，對季節的變遷表現出的細膩把握的特點以及貫通佛道兩教的“閑適”、“感傷”思想和充滿了沉郁傷感、煙霞風流的情調。這與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銳的季節感和“物哀”、“風雅”的審美情趣十分契合?！沧⑽濉惩瑫r，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貴族從興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榮華的上層貴族產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無常，平素不滿于現狀的中下層貴族更加厭世，祈求來世的極樂世界，便廣泛接受了“厭離穢土，欣求凈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這也使他們對白居易詩歌中的老莊享受現世的逍遙觀念和佛家追求來世的解脫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鳴，紛紛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詩酒、放縱自娛，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枕草子》、《伊勢物語》、《和泉式部日記》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當時公卿貴族的這種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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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篇2

淺談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中國文化積淀深厚，博大精深，對亞洲的日本、朝鮮、越南等鄰邦國家影響巨大而深遠，其中日本所受影響最深。自奈良時代開始，隨著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歷史上第一部較為完備的史書《日本書紀》，從體例到語言都受《漢書》的影響，公元751年《懷風藻》的問世，標志著日本文人詩歌創作的肇始，這也是現存最早的漢詩集。日本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萬葉集》明顯地受到《詩經》和《昭明文佚》的影響。在日本文學史上，甚至還出現過漢詩文幾乎壓倒日本傳統文學的時期（即從《萬葉集》后期的759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905年的大約150年之間），人們稱之為“國風黑暗時代”。直到寬平二年，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議，廢止遣唐使，對外采取封閉策略，日本的傳統文學才得以發展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影響后世文化深遠的平安文學中，對日本漢文學乃至日本古代文學影響最大的中國詩人，無疑首推白居易。
　　據考，白居易的作品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見《日本文德天皇實錄》上所記載，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貳藤原岳守從唐商人帶來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詩筆》呈現給仁明天皇。隨后，遣唐使陸續帶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詩一經傳入，迅速流傳開來，深受當時日本文人的喜愛。據《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長慶集》（29卷）。根據日本學者金子彥二郎著《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統計，在平安文士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中，共收中日詩人詩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幾乎占半數。另據川口久雄統計，在藤原公任編纂的詩集《和漢朗詠集》中，共收錄588首詩，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139首之多。
　　當時在日本凡談及漢詩文者，言必稱《文選》和《白氏長慶集》。據《江談抄》記述，當時和白居易同時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對《白氏文集》最是鐘愛，相傳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時曾秘藏偷讀，視為珍寶。后來他要考驗臣子有沒有學問，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詩念錯，考考這個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詩句，若是熟，就代表這個臣子很強。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見臣下小野篁時，賦漢詩曰：“閉閣惟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遙’改‘空’更妙也?！碧旎矢锌溃骸按四税讟诽炀洌b’本作‘空’，僅使卿耳，卿之詩思已同樂天矣?！笨梢娦∫绑驅Π自姷氖煊浺堰_到背誦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樂天”之稱。日本《史館茗話》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平安時代的漢學世家菅原、大江兩家也都是長慶集的崇拜者。據金子彥二郎的《平安時代文學與》一文中統計，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達500多首詩，80多次，并有所創新和發展。據記載，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詩集后，以“見右丞相獻家集”為題，作詩大加贊賞，曰：“更有菅家勝白樣”，并在詩后自注：“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逼桨渤⑦€專門開設《白氏文集》講座，由大江維時給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讀，此后數代天皇都參加了這個講座。并多次舉辦御前詩會，圍繞白詩取題唱和。《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作為一條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給皇后講授《白氏文集》。在這一時期問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語》等作品中，處處可見對白詩的活用。據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統計，《源氏物語》中引用中國古典文學典籍185處，其中白詩達106處之多。當時白居易還在世。誠如明萬歷46年，那波道圓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
　　詩文之稱于后世，不知其數千家也。至稱于當時，則幾希矣，況稱于外國乎？……在雞林〔注一〕，則宰相以百金換一篇，所謂傳于日本新羅諸國。嗚呼，菅右相者，國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投闷湓?，謂似樂天，自書為榮。豈復右相獨然而已矣哉？昔者國綱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學非不粹，大凡秉筆之士，皆以此為口實，至若倭歌、俗謠、小史、雜記，暨婦人小子之書，無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殘膏剩馥，專其美于國朝，何其盛哉！
　　在我們看來，唐代最偉大的詩人無論如何也要首稱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較后面。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響卻是無可比擬的呢？筆者認為，白居易之所以風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白詩數量豐富，取材范圍廣泛，便于學習和借鑒。白居易活了75歲，共創作了三千多首詩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詩》中共編為三十九卷，是唐代詩人中保存詩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經歷十分豐富，其詩歌取材范圍更是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的日本平安文壇崇尚漢詩文，文人聚會，以會吟誦詩漢詩文為本事與才華。對大部分初學漢詩的人而言，在沒有任何參照的情況下憑空是作不出好詩來的，所以這就需要一種范例或辭典，以供借鑒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就是應當時的這種需求而產生的一種參考書。該書將所收一千多首漢詩分為季節、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獸、宴喜、別離……等十五部門編纂，以便利日本文士們寫作漢詩之際，依其所欲詠頌的內容而尋找其摹仿參考的對象。這就類似我們小學時候用的模板，在自己還不太會寫文章的時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寫。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詩人就是這樣，他們翻翻《千載佳句》，自己當下要寫什么詩，就專門看那一類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這是一種練習，若是能超脫，就會建立自己的風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過和歌也常是從中國文人的作品中轉化而成的?！肚лd佳句》的編者大江維時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編了一本《句題和歌》。該書搜集漢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詩句，以供寫作和歌的參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風月、游覽、雜、離別、述懷等九部門，每部門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錄其典據之詩句，后附和歌；所載的和歌，即是依原詩句翻譯蹈襲、或攝取轉化而來。由于白居易的高產，寫作題材范圍十分廣泛，凡個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會民生，都有記述詠誦，因而他自然成為收錄詩作最多詩人，其豐富的作品也自然成為當時文人學習詩歌創作的首選范本。?
　　二、白詩通俗淺顯，直白流暢，易于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詩歌大量吸收民間語言，具有很強的通俗性、現實性和平民性，號稱“老嫗能解”。據南宋初釋惠洪《冷齋夜話》記：“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解之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集?！卑拙右鬃苑Q：“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詩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語，天下俚俗語，遂幾盡在白詩中。王荊公因此嘆曰：“天下好語被杜子美道盡，天下俚語又被白樂天道盡。”顧實在其《中國文學史綱》中指出：“蓋當時之詩，競擬魏漢，甚者至肖詩之雅頌，強自鳴高而自炫學博。白居易獨以入耳為主宰；顯為一種反動。洵具有慧眼卓見也。今觀《長恨歌》《琵琶行》，皆無注腳即可明白。宜乎彼詩在當時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嫗，莫不玩誦之。故白居易者，純粹平民詩人也。”〔注二〕據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號為元和詩。……然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卑拙右鬃约航o元稹的書信當中也說：“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墒窃鰞r?！卑自娭餍?，由此可見一斑。?
　　曲高則和寡，李白的詩汪洋恣睢，如陽春白雪，難以摹仿；白居易的詩則明白曉暢，似下里巴人，因而眾口傳唱。日本當時雖說風行漢詩文，但畢竟漢語是一種外語，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難度的。能達到李白、杜甫這樣的水平的中國詩人又能有幾個，何況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貴族文士們對漢詩如何熱心，也不管他們如何熱中于漢文化，要運用繁難的中國文字、生疏的中國語言來寫出天馬行空、工巧深刻的詩文來，那談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詩對他們而言難度太大，肯定是學不來，只有白居易的詩符合了既能夠讀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條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愛。
　　三、白詩中體現出的“閑適”、“感傷”的審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時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鳴。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其自敘言：“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
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其中，如《歌舞》、《買花》、《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首首如劍，皆是被人們廣為傳誦的名篇。這是因為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對政治有著極高的熱情，所以才會注意到租稅，進奉，宮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寫出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諷喻詩，也才能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歌主張。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并稱這類詩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這種政治熱情，隨著屢遭挫折而漸漸消退。在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飽受排擠傾軋，因此早年大志逐漸被消磨，為避禍遠嫌，他以詩、酒、禪、游自娛，有感而發創作了平易悠閑的閑適詩，詩歌中處處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長樂的老莊思想以及對歸隱田園的閑適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感傷詩中成就最大的當數《長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間彌蕩著濃濃的感傷情緒,寄托深微，加以繪聲繪色的鋪排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和諧的韻律聲調，藝術上達到很高成就。但隨著元和六年，母親去世和愛女夭折。白居易丁憂居渭村三年期間，又貧又病，靠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日，后又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幾年內經受了至親離喪、仕途失意的一連串打擊，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從此，他開始轉而求禪問佛，?
　　“作為一個被人世矛盾和苦惱擊倒的人，把佛教作為凈化靈魂的教義和實踐”?！沧⑷称髨D從佛教中求得解脫。正如其在《晏生閑吟》中表明的：“賴學禪門非想定，千愁萬念一時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厭苦塵世煩惱，力求加以解脫，轉而信奉凈土宗，聲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以踏上往生極樂的西方凈土，他在《畫彌勒上生幀贊并序》中說愿“焚香作禮，發大誓愿……愿我來世，一時上生”。在白居易后期的很多作品中明顯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的時代，統一強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現大大小小的割據軍閥。這和平安時代天皇威權旁落，各地武家政權興起的社會現實十分類似。但在平安文學當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種飽含“兼濟天下”之志的諷諭詩。雖然菅原道真在任贊歧守時，曾作《寒早十首》組詩，反映走還人、老鰥人、藥圃人、驛亭人、賃船人、賣鹽人等社會底層人物生活狀況。但作為整個平安時代腐朽沒落的貴族公卿階層而言，他們絕沒有興趣去關系下層民眾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組詩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樂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種關于表現意圖的明確宣言”，因而“對于這種直接的政治批評手法，道真根據日本關于詩歌應當具有雅趣風姿的傳統觀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注四〕他們欣賞的只是白居易詩中體現的那種追求與自然融合、心物一體的精神，對季節的變遷表現出的細膩把握的特點以及貫通佛道兩教的“閑適”、“感傷”思想和充滿了沉郁傷感、煙霞風流的情調。這與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銳的季節感和“物哀”、“風雅”的審美情趣十分契合。〔注五〕同時，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貴族從興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榮華的上層貴族產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無常，平素不滿于現狀的中下層貴族更加厭世，祈求來世的極樂世界，便廣泛接受了“厭離穢土，欣求凈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這也使他們對白居易詩歌中的老莊享受現世的逍遙觀念和佛家追求來世的解脫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鳴，紛紛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詩酒、放縱自娛，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枕草子》、《伊勢物語》、《和泉式部日記》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當時公卿貴族的這種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

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篇3

禪宗對日本“劍道”的影響

1 中國禪宗的日本化

“禪”，是梵文“Dhvana”(禪那)的音譯略稱，“禪那”意譯為“思維或靜慮”，“是思維真理，靜息念慮之法”[1]。通過靜心思考，使身心得到惠和或體悟特定的義理。

“禪”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學中一種特定的宗教實踐，后來被納入佛教體系，并成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坝《确鸾讨挥卸U而沒有禪宗”[2]。

“禪”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實踐中，雖然起著支撐佛教理性實體的重要作用、但它畢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種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內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個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僅僅是戒、定、“三學”之一的“定學”；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

真正給“禪”賦予一個全新的宗教意義，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進入中國并廣為傳布所致。因此，可以說禪宗就是中國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與中國哲學思想相結合的產物”[3]。

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認同和接納外來文化的革新運動，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異化和同化，必然會導致佛教中國化而生成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這就是盛唐時代定型又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的禪宗。

　　自奈良時代(約A.D.710—A.D.784)以后，中國的禪宗便不斷傳入日本，但在日本舊佛教統治的歷史時期，禪宗始終未能在日本形成獨立的宗派。但是，到鐮倉時代(約A.D.1192—A.D.1333)，國家佛教和貴族佛教喪失了統治地位，否定煩瑣教學、注重內心信仰的傾向出現了，于是重新喚起了人們對禪的強烈興趣。與此同時，榮西傳中國臨濟禪，道元傳中國曹洞禪，并形成日本禪宗兩大流派。

中國禪宗以“無我無心”的境界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張佛法真理就在“著衣吃飯處”，起居動作皆做到無心不動念。

但中國禪宗較側重理論，而日本臨濟禪則吸收中國禪宗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禪形式，又不注重理論而看重實修。因此，可以說中國禪宗是主智的，日本禪則是主實的。主實包括把禪的精神實際應用到繪畫、建筑、茶道、武道、文學等諸領域，也含持戒和護國等特色。

自榮西傳臨濟禪、道元傳曹洞禪之后，中國禪宗各派不斷傳入日本，禪的宗旨在日本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禪宗否定“末法”的主張，更迎合了當權者和武士們的歡心，遂在日本扎根發展。

禪宗是鐮倉時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睞，乃武士的精神支柱。南宋高僧榮西為日本禪宗之開創者，同時也正是他把中國的茶種帶入日本，并對日本茶道之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禪宗在日本廣為傳布，獲得了新的發展，把參透“無”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從而形成了日本禪的特色。

2 日本劍道的含義

日本武道主要是指劍道、柔道等武術之道。

“武士道”這一說法在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還不曾出現，最初被稱作“武士之習”、“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到江戶時代才有“武士道”的說法，就是在“弓矢之道”中加入了道德的成分，即“士道”。也就是說“武士道”原來就是“武道”。

說到日本武道，不能不說劍道，劍道是日本武道的主要內容，是武道的靈魂和代名詞。劍道包括“劍術”和“心術”。劍道從形式上看是一種持刀劍或刺刀進行的格斗術，從思想上看包含日本自身的民族傳統和禪宗，儒家思想。

　　劍道之所以稱為“道”，而不叫武藝或武術，是因為真正的劍道不像武藝那樣以殺人為目的。劍道或武道從技術上講是如何殺人的問題，從道德上講又有一個不該殺的問題。劍無疑是一種殺人的兵器，劍術就是殺人的技術。劍道不是殺人而是要除惡，是除一惡人而救萬人，這才是劍道的根本。真正的武士不應該以殺人為目的。作為武士道的修養讀物《葉隱》中，第二條就要求武士“應成為喚醒大慈大悲的人”。武士的刀應該是“活人刀”，而不應該是“殺人刀”。武士之刀首先是要殺自己“心中之賊”。

3 日本劍道的境界和禪宗

劍道不僅僅局限于“劍術”，近代的劍道要求達到“心、技、體”一致。要達到劍道的最高境界除了有高超的“技法”外，還必須進行“心法”練習，就是對心理狀態的調整和修煉。

澤庵宗彭在他的《不動智神妙錄》一書中有精辟的論述，他認為，“劍道修煉首要的是去掉執著之心”。即“心無所置”，就是面對敵人把心置于任何地方都不行，不把心置于所有的空間和所有的地點，也就是心不止于一處，

其次日本武士力求通過修禪達到“不動智”，即心止于一處。

“不動智”中的“不動”不是指靜止不動，而是“動中靜，靜中動”。

澤庵所說的不動智，換一種說法就是“無心”。所謂“無心”就是“無停留處之心”。就是要處處留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皠Τ龆牟蛔?，忘卻一切擊法，只管出劍。殺人而勿置心于人。心悟人空我空、技空劍空，且于空心亦不住”。

再進一步，“無心”就是對任何事物都不執著。它是人自然具有的“本然之心”，澤庵所說的“本然之心”，就像流水一樣，不斷向低處流，不與高山爭高低。執著、求勝心切往往反而失敗，好像是“欲速則不達”一樣。

另外，“無心”又指“平常心”。對于武士來說就是臨戰之心，只有時刻處于戰備狀態，才能集中心力。

“心無所置”就要求武士在拼斗的時候，不僅要將所練的一招一式運用自如，而且心就不能停留在生死問題上，要置之度外。武士每天都面臨著生死，所以，作為武士的修養讀物《葉隱》中，第一條就說“武士道就是超脫生死”，做到“生死一如”，只有在心理上做到“生死一如”，才能死中求生。澤庵所說的無置所之心和無心之心，是禪的領悟，同時也是日本劍道之心。

體驗無心，靠頭腦不行，只能用澤庵所說的“冷暖自知”的方法，自己去修煉。

此外，日本劍道的柳生派講究“無刀取”的功夫。

柳生派的創始人柳生宗矩將其解釋為，在沒有刀劍的情況下，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雙手、扇子和身邊的東西防身，柳生宗矩道破無刀的本質是：“不殺人，我們以不被殺為勝?！币晃稛o故殺人不是日本劍道的目的，“不爭勝負，不拘強弱”是日本劍道的本質，應該從這里去尋求日本劍道或武道的精神。

4 日本劍道中武士的教育

對武士的教育包括兩個基點：實行儒家經典的教育是其一；對武術的訓練是其二。

武術的訓練內容包括劍、槍、弓等，主要以劍為主，而且武術鍛煉是非常艱苦的。嚴格的武術訓練只能提高手法和身法，武士面臨的是戰斗，這就不僅要武技，還需要勇氣。武家更注意意志、勇氣的鍛煉。

關于勇氣的鍛煉，武家自有一套辦法。比如，為了避免造成膽小，經常要在刑場、墓地、荒廢的空屋做游戲，以消除恐懼心理。偶爾也要幼童利用夜間一個人去刑場，在首級上作一個記號等。

“勇武”是武士最基本必備條件，然而，光匹夫之勇還不行，還要有堅毅、不屈不撓等精神風貌。

劍道為達到最高境界，光苦練不行，還要悟性；光練手法、身法、步法不行，還必須鍛煉心意。這樣才能在實戰中做到“手到、眼到、心到”，達到“物我兩忘”。

日本江戶時代后，劍道內容出現了大量道德成分，并逐漸成為培養武士精神的手段。而從批評的角度分析的日本劍道，發現日本劍道思想中的某些理念，例如忠、孝觀念，容易為軍國主義者利用，這種利用開始于日俄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展到頂峰。二戰中，日本天皇和軍部法西斯對劍道進行惡意利用。

二戰后，國際社會對日本進行思想改造，為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砍掉了劍道中不合時宜內容，從這一角度出發，切斷了日本劍道與軍國主義之間的紐帶。今天，改造后的日本劍道又走上了迅速發展的道路。

5 日本劍道與中國武術

日本劍道與中國武術在訓練等方面有深刻的聯系。劍道作為日本武道的重要內容，其道德內容來源于儒家的“德目”，劍道的技術方面內容，如訓練和實戰思想，也同樣借助于中國儒家和佛家唯心主義說教的力量。

另外，我們從日本武道有關的一些術語，如殘心、花、道、間等的內涵上，也可以看它的訓練和實戰思想與中國武術的關系。

　　日本劍道與中國武術在“運氣”方面有共同之處，禪就是通過坐禪煉氣、重視數息觀的呼吸法。禪之所以為禪而區別于佛教，是它與中國本來就有的儒家、道家、陰陽家某些思想的結合。中國的太極和日本的劍道非常重視運氣。在太極拳中，氣無論運行到何處都不停留，就像江水滔滔不絕，連綿不斷。

　　同“運氣”密切相關的是“發聲”，中國武術講究“先聲奪人”。日本劍道也很重視發聲，發聲配合呼吸，以聲導氣，以氣導力。另外，發聲與尋“機”關系密切，這里的機，即“時機”，也就是日本劍道中常常提到的“間”。日語里的“間”意義豐富，這里主要指武士在戰斗過程中，間不容發，通過大喝分散對手的注意力，尋找進攻的機會，制造機會以“奪人”。

　　發聲還與禪宗有很大關系，禪宗流派之一臨濟禪證悟的方式是大喝，或當頭棒喝。所謂“證得身心脫落”也就是“震得身心脫落”。所以，臨濟禪很受修行人歡迎。

日本劍道與中國武術區別表現在：

日本劍道強調精神修煉，講究“心、技、體”一致，以培養人格精神為特征，強調通過武道教育，培養“忠誠報恩，知恥尚勇”的精神。日本劍道強調在攻防技藝的磨煉中加強心身兩方面的修養。

中國武術注重健身和練習形式，注重怡情，注重開展武術豐富多彩的內容，在我國民眾心中，武術更多作為一種實用技巧，以求自衛防身，健身健體，調心養性。

　　參考文獻：

　　[1]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論[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140－141.

　　[2]梁曉虹.日本禪[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3.

　　[3]樓宇烈.東方哲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115.

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篇4

淺析唐朝文化對古代日本的影響

（作者：王媛媛 年級;2010級 學號：2104053578 )

摘要：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極盛期的唐代,其繁榮的文化,就當時的世界來說稱得上無與倫比。這種繁盛的文化,既繼承了本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又為后世文化的延續做好了充分的積淀,更為重要的是,唐代文化以其獨具魅力的輻射力度,深遠地影響了鄰近各國。而作為一個善于吸取外來文化的民族,日本也積極汲取著盛唐的先進文化。同時，唐朝兼收并蓄的的對外政策，更是促進了中日兩國之間的交流與發展，盛唐先進的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傳入對古代日本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關鍵字：中國 日本 文化 交流 政治 經濟 遣唐使 社會生活

唐朝之于日本的交往，最重要的應是其遣唐使。618年唐朝建立后，很快出現國力強盛、各方來朝的局面。623年，曾為遣隋使成員的惠日上書天皇，認為“唐律令齊備”，應派遣使者。630年，朝廷任命犬上御天田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議停止派遣止，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節團，成行15次。另外褂?0次非正式的日本使者，唐朝也10次派使節團訪問日本。遣唐使節團成員有大使、副使、留學生、留學僧、水手、醫師等，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達到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長安或洛陽的使節僅幾十人。留學生、留學僧在唐朝逗留時間較長，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且回國后積極加以傳播。遣唐使的任務除在政治上發展同唐朝的睦鄰關系以及在經濟上換取宮廷貴族需求的珍貴物產外，更重要的是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佛教等。九世紀末遣唐使停止的原因主要是航路危險、唐朝衰敗、政府財政困難、民間貿易興起等等，但兩國之間連續200多年的頻繁往來，對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下面就從這幾個方面來簡析唐朝對日本的影響。

1．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

日本學習唐朝首先始于它的政治思想制度， 圣德太子當政的時候推行政治改革，確立了以儒、佛為核心的治國理念，他取代了以前的事性制度，原來日本實行的是事性制度，某一個事或者某一個性圍繞著他，是這種制度。而圣德太子他引進中國的儒、佛之后呢，具體中國的制度制定了官位十二節制。
它包括德、任、理、性、制，制定官員的等級，然后并且根據佛教和儒家思想制定了憲法十七條，通過這些改革提高了天皇的權威，推進了中央集權體制的形成，但是在圣德太子這些政治家去世之后，大和政權內部出現了混亂，在公元645年，以中大休皇子為首的改革派，發動政變，推行新政，并且向唐朝派遣使者，這就是初期的遣唐使，但是這個遣唐使，一般的一組是四艘，那么每艘乘坐的人是一百人，所以說遣唐使的使節團最多的時候能夠達到五百多人，在當時那個社會情況下，達到五百多人這么一個規模的使節團那是非常龐大的。這些遣唐史到了唐朝之后，把唐朝這種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這些制度帶到日本，對推動日本的政治、經濟制度改革發揮了重大作用，中大休皇子他發動政變，雍立孝德天皇，他自立為太子，并且仿照唐朝將日本的年號改為大話，這就是大化改新。
那么在646年日本政府發布改新詔書，頒布新政大綱，據日本書記記載，其主要內容如下：第一是廢除皇族和毫族的私有力，私有民在這之前日本是實行的土地私有，還有私有民，老百姓也屬于某個貴族。第二整頓國都和地方行政組織，實行國君制度，這也是模仿唐朝的。第三制作戶籍記帳，實行搬田收受法。第四，制定新的收稅法。此外為了國家的統一修改官位制，那么整頓身份制度，把老百姓分成良民和賤民。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像班田收受法，功績公民這些都是當時唐朝的制度，大話改新是日本向唐朝學習建立律令制的開端。通過大化改新，日本增強了國力，也促使日本開始從各個方面開始學習唐朝文化。

在統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學和佛教。政府建立培養官吏的教育機構，中央稱為“大學”，地方稱為“國學”。大學的學生為官五位以上子弟，考試合格者錄為官員，但根據有關規定，五位官僚以上的子弟可自動成為官員，即所謂的“蔭位制”，因而大學不過是強化貴族子弟的文化修養之地。大學的課程有習《論語》、《孝經》等經書的明經道、習律令的明法道、習漢文歷史的紀傳道等。國學的學生多為郡司子弟。佛教在國家保護下繼續興盛，圣武天皇在741年下詔建立國分寺，即每個“國”建立一個國家寺院，同時在743年下詔造大佛塑像，歷經10年終于建成東大寺大佛。當時還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說，也就是建造藥師、大安、元興、興福、東大、西大、法隆等七個較大的寺院及三論、成實、法相、俱舍、華嚴、律等六個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時代初期，主張“若順經典，能護國土，如違憲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較興盛。754年，大唐和尚鑒真東渡日本以后，天皇朝廷賜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廣泛傳播。由于佛教的國家化，當時名聲較大的僧侶既是宗教家、學者，又是地位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此外，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年）頒布《大寶律令》，養老二年（718年）修成《養老律令》，幾乎全是抄襲唐朝的律令制度，行頒田制，造戶籍，修京師官署郡國驛站，都是模仿唐朝的做法。其后日本的幾代天皇持續不斷的推行律令制，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官吏制度、身份制度、土地制度和稅制、編譯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和裁判制度，這樣以律令制為基礎的封建國家制度基礎完備起來了。

二，文化藝術方面的影響

通過中日兩國頻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繼出現了受唐文化影響的白鳳文化、天平（奈良）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貞觀）文化。

白鳳文化是指從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遷都奈良前一段時期的文化，由白雉年號（650—654年）而得名。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為中心，但前期受大陸六朝文化影響，后期受唐朝文化影響。天武天皇時期確立了以伊勢神宮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嘗會制度，同時大力保護佛教，實施佛教國教化，為此建造大官大寺、藥師寺等官寺，舉行講解護國經典法會。各地貴族也紛紛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時，全國共有545所寺院。作為白鳳文化的代表，當時遺留下來的代表性建筑有藥師寺東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藥師寺金堂藥師三尊像等，代表性繪畫有法隆寺金堂壁畫、高松塚古墳壁畫等。另外還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創作的漢詩作品以及額田王、柿本人麻呂創作的長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錄在奈良時代編撰的《懷風藻》和《萬葉集》中。

雖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時的天平年號（724—748），但在廣義上是指整個奈良時代（710—794）的文化。這一時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響，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內的貴族文化。這一文化首先體現在為樹立天皇家族神圣權威而編撰國史上。712年成書的三卷本《古事記》，利用假名表記，以天皇家族為中心，講述開天辟地、天孫降臨、神武東征、武尊討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內容多神話傳說，但從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時期的某些痕跡；720年成書的30卷本《日本書紀》，是漢文編年體史書，內容從神話時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統天皇，史料價值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續到平安時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漢文撰寫的歷史書籍，即《續日本紀》、《日本后紀》、《續日本書紀》、《續日本后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包括《日本書紀》在內，統稱《六國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諸國編撰山川名稱來源、鄉土特產、古老傳說等，即漢文記載的地方志《風土記》，目前僅剩常陸、出云、播磨、豐后、肥前五國的《風土記》，而且大多殘缺不全。
在文學藝術方面，奈良時代也較前一個時代出現了長足的進展。其中以假名寫成的《萬葉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約4500首和歌，作者從天皇到平民、關東的農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繼白鳳文化時期的額田王、柿本人麻呂之后，山上憶良、大伴家持為奈良時代的歌人代表，統稱為四代歌人。奈良時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東大寺法華堂、正倉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東大寺法華堂執金剛神像等，代表性繪畫有鳥毛立女屏風——樹下美人圖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響的痕跡。特別是在收藏皇室寶物的正倉院中，其物品充分顯示了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八世紀末到九世紀末的平安初期（弘仁?貞觀）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響，但在這一時期，民間佛教興起，而且將外來宗教與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習合”。著名僧侶最澄隨遣唐使到唐朝，回國創天臺宗，自建戒壇，確立了延歷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個著名僧侶空海亦曾在唐習密教，回國創真言宗。兩流派均主張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據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帶神秘感。另外，由于采用漢文，中國文學史上的形式風格乃至思想內容都影響到了日本，并給日本以文學啟示。日本最早的漢文詩集是《懷風藻》，《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都成于唐中葉，深受六朝到唐初駢體文的影響，最古的和歌《萬葉集》，日本人比做中國的《詩經》，五七調的確立，系仿中國五七言詩，長歌系仿樂府古詩，詩歌體裁或仿劉伶《酒德頌》，或仿李白《月下獨酌》等。此外，如游宴，贈答，和歌，題詠，送別等，大抵皆襲取唐朝詩人意境，日本最有名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銅壺卷，就受到了白居易《長恨歌》的啟發。

由于政府官員多為擅長唐文化的文人、學者，而且宮廷常召集詠漢詩的宴會，因而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漢詩集，致使該時代在文學史上被稱為“國風黑暗時代”。
唐代中國經濟文化均為世界翹楚，穩定的統治，開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外交通均為唐文化的對外散播打開了便利之門。

327年，佛教從中國傳入高句麗，并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日本入唐學問僧人除將中國佛教各宗派帶回日本外，歸國攜去經典極多。日本奈良時代（710---794）的所謂的古京六宗，均為中國的宗派，如唐初道昭,智達，智通來從玄奘受學，其后又有智風，玄肪來從智周受學，歸國后分為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后中國鑒真法師赴日傳法，日本又成立了律宗。

入唐學問僧人除在弘法傳教方面做出杰出貢獻外，還極大推動了漢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空海，空海來唐的目的雖然是為了研究佛學，但他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不僅限于佛教，除了將大批佛典等帶往日本外，空海等帶回的典籍還包括《劉希夷集》，《王昌齡集》，《朱千乘詩》，《貞元英杰六言詩》，《雜詩集》，《雜文》，《王智章詩》等大批詩文作品和唐代書法作品，由他編纂的《篆隸萬象名義》，則是日本第一部漢文詞典，對唐朝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文鏡秘府論》不僅促進了日本對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漢唐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8世紀以前，日本使用漢字作為表達記述的工具。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國漢字的標音表意基礎上，創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同時，日文的詞匯和文法也受到漢語的影響。

三，社會生活的影響

公元709年，日本遷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設規模完全模仿長安，甚至街道的寬度與排列方法也幾乎一樣，也有“朱雀街”“東市”“西市”等名稱。8世紀后期，日本又遷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長安建都城。日本建于7世紀后半期至8世紀后半期的難波京，平城京，長岡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長方形，以南北中軸線縱貫城市正中，于軸線北端置宮城，軸線左右兩側對稱的布置里坊，顯然，模仿了唐長安的特點，特別是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不僅都城的形制和布局仿效長安，連太極殿，朱雀門，朱雀街等名稱也是襲用長安城的。京都設大學，各國設國學，學校教授經書。

鑒真和他的弟子作為傳播唐文化的“使者”，除將律學帶帶日本外，他們對于天臺宗義也深有研究，帶到日本去的經典中，以天臺章書最為完備，因此，他們是天臺宗傳到日本去的先驅者。同時，由于鑒真的博學，使他在雙目失明情況下，仍在校訂日本佛學經典以及醫學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由于在出國前著意延攬了各方面人才，鑒真和他的弟子們對日本天平文化在漢文學，雕刻，繪畫，建筑等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其中特別值得提及的是鑒真與他的弟子們在759年（日本天寶字三年）營建的唐招提寺及寺中盧舍那佛，作為日本國寶，至今仍屹立在奈良市，提供了唐朝建筑影響日本的一個典型例證。

與此同時，日本人的生活習尚、節日風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響。在生活習慣上，也習染唐風，學會唐朝制茶方法，后發揚光大，形成獨具風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陽節登高，日本的傳統服裝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裝改進而來，他們還向唐朝學會了制豆腐、醬油、榨糖、縫紉等工藝，圍棋也于此時傳入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所保存的許多文具，衣飾，屏風，樂器等都來自唐朝。唐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正如日本一位漢學家內藤湖南所說：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堿水一樣，日本民族和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了。這深刻地說明唐朝對日本的影響是多么大--它促進了日本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可以說中國文化的輸入對日本建國初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和作用。如果沒有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輸入，那么日本的歷史就會發生改變，他可能還要在黑暗當中摸索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正是因為有了唐朝對它的影響，所以它才很快的發展起來。所以我認為這對它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那么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中國文化開始在日本這條未開的土地上播撒下了種子，它是一個未開的土地，未開發

的土地，我們中國人在那兒撒下種子，并且生根發芽，為日本本土文化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中國當時的文化，那么就沒有日本的本土文化進一步的發展。

但我們決不可堅定的認為日本文化就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的確正如前邊所敘述日本文化中包括著太多了中國元素如宗教道德文學藝術等等，這些都可以認為是在歷經千年的歷史中日本對中國文化源源不斷吸收的結果，日本建國之初，我們剛才說了，不但借用了中國的漢字，而且引進了當時唐朝幾乎所有政治經濟法律以及文化典章制度，還把漢詩和文章作為做官的必要條件，江戶幕府時代，日本就將儒學作為日本的核心價值觀，而且這種做法延至到了明治時期，可以說，中華文化深入到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說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母體似乎并不為過，但是如果我們做進一步思考的話，這種比喻或者說是判斷是不準確的，首先從文化學的角度來講文化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日本列島自古就有先人居住，在繩文時代也就是公元一萬兩千年到公元前三百年以及民生時代公元前三百年到公元二百年這段時間日本列島已經存在原始部落和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這個民生時代水稻耕作技術已經傳入日本，農耕文化已經誕生，日本文化中雖然有很多中國元素，但根本上還保留著其自身農耕文明的基因。 吸收外來文化，最重要的在于選擇消化，日本模仿盛唐教育制度而不興道教，抄襲中國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會禮俗而不學纏足，殊不失為明智，看日本消化中國文化的成就，可以給我們創造新的現代文化以不少啟示。

中日文化的比較學習，使我們感受到了唐與日本交往中所顯示的強盛，同時還感受到日本民族是一個非常善于向先進文化學習的民族，這種好學精神有利于推動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唐日友好往來的歷史也告誡后人，只有和平友好往來，雙方民族才會共同進步與繁榮。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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