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全國宇宙線會在云南大理召開。當時82歲高齡的何先生沒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和大家一起坐著長途汽車從昆明到大理。一個晚上，一路顛簸，老太太始終沒有任何抱怨，并且談笑風生。

在科學界，這位很普通的老太太，被大家尊稱為“何先生”，——她就是我國第一位物理學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國第一代核物理學家、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被國際科學界譽為“中國居里夫人”的何澤慧先生。

這個很普通的老太太，首先發現了正負電子碰撞現象，和丈夫錢三強合作發現了鈾核裂變的新方式。在60余年的科研工作中，她的重要成果廣為人知：鈾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的發現、原子核乳膠制備過程的研究、推動我國宇宙線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體物理研究……

差點被物理系勸退

2011年6月21日上午，記者趕到北京北四環邊的一個普通小區，這里是五十多年前專為當時著名科學家和歸國學者而建的中關村“特樓”。斑駁的灰色磚墻里留下了許多輝煌的記憶，但如今在林立的高樓包圍下已顯得十分破舊。從1955年搬進14號樓，直到2011年6月20日去世，何澤慧在這里居住了半個多世紀。

走進家門，墻上掛著的小黑板上，老人隨手記下的友人電話號碼還清晰可見，門邊還掛著2008年、2010年出席兩院院士大會時的胸牌。

何澤慧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她熱愛的物理學，為開拓我國中子物理與裂變物理實驗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從2005年起，溫家寶總理先后六次到家中看望老人。溫家寶曾評價她“何先生在女科學家中是少有的，是人中麟鳳”，但少年時的她卻差點被物理系勸退。

1913年，山西靈石聲名顯赫的何家在蘇州的“靈石何寓”落成。第二年，何澤慧出生在這座古典的蘇州園林式的大宅院。她排行老三，自幼機靈敏捷，酷愛讀書，成績優異，深受父母的寵愛。然而，她漸漸地有些孤傲，不愿意陪弟妹們玩耍，認為那是在浪費時間。稍長，她被父親狠狠地批評了一次，開始抽空陪弟妹玩耍，還為他們織毛衣。

何澤慧年幼時，父親開辦工廠。家里有汽車，暑期父親經常帶著他們全國旅游。父親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育，何澤慧的8個兄弟姐妹中，共出了4位物理學家、一位植物學家、一位醫學家。

中學時的何澤慧是個性格活潑、興趣廣泛的學生，不僅物理、化學成績優異，繪畫、書法、體育也給老師和同學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 蘇州十中把化學生物實驗樓命名為“澤慧樓”，在體育館內還懸掛著大幅的照片，那是1931年蘇州振華女中（蘇州十中前身）排球隊獲得中學生排球比賽江蘇省冠軍時的合影，何澤慧是學校排球隊的主力隊員。照片上，她排在左邊第一個，調皮地歪著腦袋，兩條粗黑的長辮子洋溢著青春活力。

1932年，18歲的何澤慧從外祖母創辦的蘇州振華女校高中畢業，隨同學前往上海考大學。考試前，父親與她開玩笑說：“考上大學就去上，考不上就當丫環。”在上海，她分別參加了浙江大學與清華大學的招生考試。她的第一志愿報的是浙大，第二志愿是清華。雖然浙江大學發了錄取通知書，何澤慧最終還是選擇了清華。清華的學習特別繁重，最終只有10人順利畢業，何澤慧是這10人中的第一名。這10人中，有后來成為她丈夫的錢三強。

那時的物理系，名師云集，盛極一時。理學院第一任院長、物理學家葉企孫，早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的物理學家吳有訓等都在此任教。這一年清華大學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8名學生，其中10位是女生。受傳統偏見的影響，教授們認為女生讀物理難以學有所成，紛紛勸她們轉系。

耄耋之年回憶起此事，何澤慧還有些耿耿于懷，不管別人怎么評價葉企孫，在她眼里，這位院長是個“老頑固”。

“不讓我來，我越要來。”在學校的勸說下，物理系的許多女生都中途轉系或轉學。何澤慧不僅堅持到了最后，而且還以畢業論文全班最高分的優異成績畢業，成為那一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的10位畢業生之一。

1936年大學畢業后，她到德國柏林高等工業大學技術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她選擇的專業是彈道學。

20世紀30年代，中國與德國在軍事上有一定合作關系。出國前何澤慧從在南京軍工署工作的同學王大珩那里得知，德國柏林高等工業大學技術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經在南京軍工署當過顧問。于是，她到德國后直接找到了這位系主任。技術物理系主任跟她見面，說這個不大可能，“因為我們技術物理系是個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國人的，尤其更不可能吸收女性來學彈道專業。”

系主任不接受她。何澤慧就跟系主任說：“你可以到我們中國來當我們軍工署的顧問，幫我們打日本鬼子。我為了打日本鬼子，到這里來學習這個專業，你為什么不收我呢？”系主任一時語塞，破例收下了她。這是德國柏林高等工業大學技術物理系第一次收外國學生，也是彈道專業第一次收女性學生。

1940年，26歲的何澤慧以一篇《一種新的精確簡便測量子彈飛行速度的方法》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

“感謝你的愛情，我將對你永遠忠誠”

何澤慧家最里面的一間房子是丈夫錢三強的書房，1992年錢三強去世后，這里的布局陳設幾乎沒有變過，抽屜里至今還放著何澤慧親手為丈夫縫制的錢包。“父親走了快20年，媽媽一直想著他，去年中秋節，媽媽突然跟我們說‘掰兩塊月餅給你爸爸吧’。”何澤慧與錢三強恪守一生，真情不變的美麗愛情至今為很多人津津樂道。

在清華大學讀書時，錢三強與何澤慧是同班同學。根據學校餐廳用餐男女生搭配編席的規定，錢三強和何澤慧及另外6名男生編在一桌。何澤慧發現錢三強每逢入席退席，總是彬彬有禮，頗具風度。

畢業后，何澤慧與錢三強就各自選擇了自己的求學道路：何澤慧去了德國，錢三強則考到法國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跟隨居里夫人學習。

直到1943年，何澤慧給7年未見的錢三強寫了一封信。處于二戰期間，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個單詞。信的大意是：問錢三強是否還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寫信報平安。

何澤慧與錢三強這段美好的姻緣就是從這封短信開始的。隨著二戰接近尾聲，兩位年輕人的通信也越來越頻繁。

經過兩年的通信，1945年，32歲的錢三強終于鼓起勇氣，向遠在德國的何澤慧發出了25個字之內的求婚信。然而此時，盟軍已經開始對德國柏林進行大規模的轟炸，寄出求婚信之后，錢三強整日焦慮不安，他擔心自己被拒絕，更擔心何澤慧在德國的安全。不久，他終于在不安中等到了何澤慧的回信。

1946年春天的一個早晨，還沒起床的錢三強聽到一陣敲門聲，打開門，梳著兩個大辮子、提著一個行李箱的何澤慧站在她的面前。為了愛情，何澤慧放棄了德國的工作來到法國。

與錢三強結婚后，已在德國做過兩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澤慧順利進入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與錢三強成為同事。1947年初，錢三強夫婦發表論文，證實了鈾核三分裂、四分裂現象的存在。發現一經公布，便在國際科學界引起巨大轟動。不少西方國家的報紙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稱贊“中國的居里夫婦發現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就在所有人都認為正處于事業巔峰期的錢三強與何澤慧會繼續留在法國時，他們決定回國。1948年夏季，錢三強與妻子何澤慧一起，抱著剛滿6個月的女兒祖玄，登上東去的客輪，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著西方列強的核威脅。我國決定成立專門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研究所成員由錢三強負責推薦。

由于是女性，又是錢三強的夫人，上級批復的核武器研究核心團隊名單中，何澤慧的名字被劃掉了。但她卻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為中國的核武器事業做著貢獻。“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上面雖然沒有銘刻她的名字，卻同樣浸潤了她的汗水和淚水。

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彭桓武曾回憶，“搞氫彈的時候，資料里有一個數據，我們覺得不大可靠，就讓重做實驗，重測這個數據，看是不是真的。平常的物理實驗，做一個就要兩三年，而我們搞氫彈剩下的時間只有一兩年了，所以這個實驗要求幾個月做出來。當時組織了包括何澤慧在內的一些人成立了另一個實驗室，專門做這個實驗，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幾個月做出來了，果然發現原來的數據不對。核武器研究沒有走彎路，沒有走錯方向，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從位于中關村的家，到玉泉路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上班的習慣一直持續到5年前，“2006年媽媽摔了一跤后，身體狀況不允許她再去單位了，她這才停了下來。”錢民協說。記者記得2003年在高能所采訪時還曾遇見衣著樸素、盤發成髻的何先生，她坐在電腦前認真地看著屏幕，與普通的科研人員毫無二致，那時的她已經是89歲高齡。

她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她熱愛的科學和生活，就像她自己說的那樣：“我對我的丈夫永遠忠誠，我對我的事業永遠忠誠，我對我的國家永遠忠誠。”

“她是一塊純白的玉”

許多人不知道的是，直到耄耋之年，何先生仍然堅持全天上班。只是，因為年事已高，她已經不能從事具體的研究工作，只是坐在辦公室里翻閱文獻。

對科研工作永遠熱情，是何先生留在人們最深刻的烙印。“這些年，在我腦海中常常會出現一個畫面，就是我們在野外做高空氣球實驗時她幾乎每場必到的情景。” 中科院高能所粒子天體物理中心馬宇蒨研究員說。

1979年，高空氣球工程正式啟動。馬宇蒨所在的科室每年都要在野外進行氣球試驗和科學觀測。何先生一知道有新研制的氣球或觀測儀器進行飛行試驗，她必到現場。每次，已屆65歲的她都得坐著吉普車，從北京顛簸兩三個小時到達目的地。

這樣親歷親為的行動，何先生一直堅持了十多年。馬宇蒨說：“高空氣球飛行與觀測具有一定的風險，而越是遇到這樣的機會，何先生越是不肯放過。她認為有風險，才有挑戰，戰勝挑戰才能有發展。”

“除了被何先生這種對工作的熱情深深感染以外，她的科學理念也極大地影響著我們。”王煥玉說。

在科學研究中，何先生一直堅持嚴謹求實的學風。對于這位女科學家在科研工作中的成熟和嚴謹，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彭桓武這樣評價：“大力協同作戰，人員設備支援。多方籌辦盡超前，應急忙中不亂。”

在嚴謹的同時，何先生也表現出思想上的活躍和開放，不為書本或前人的框框所束縛。她尊重客觀事實，善于從實驗現象中捕捉問題，有所發現和創新。她曾經用“立足常規，著眼新奇”8個字精辟地總結了自己數十年科學研究實踐的主要體會。

王煥玉說：“何先生一貫倡導盡量利用簡單的實驗條件做出有意義的研究結果，對此，她始終身體力行，形成自己科研工作的一個突出風格。對我們年輕一代的科研人員而言，這是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遺產。”

粒子天體物理中心研究員宋黎明回憶稱，何先生和錢先生在干校時，曾自制觀測設備看彗星。“一個自己做的三腳架，一個初中老師上課用的量角器，還畫了草圖，何先生還向我介紹了如何確定觀測緯度、觀測時間，如何確定彗星的方向，如何進行數據處理，最后是他們的數據跟天文學年歷的比較。”

這件事對宋黎明震動非常大：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即便是使用最簡陋的儀器，他們仍保持著對科學的嚴謹探究，創新型人才對環境沒有苛求。

在科研上嚴謹成熟的何先生卻有著一顆童心。2000年秋冬，馬宇蒨陪同何澤慧一起去酒泉發射場基地，那時神舟2號飛船正在做發射前的最后準備。何澤慧居然提出要當宇航員，她說自己個子小，符合做宇航員的條件。“大家都把這當做說著玩兒的，后來我和她兩個人在一起討論，才知道她當真了。”

馬宇蒨說，這份小小的較真和執著，“讓她十分快樂，與她在一起的人都可受到感染”。

在女兒錢民協眼中，母親“為人很低調，性子倔強直爽”。

2000年底的一天，何先生等人應邀到一個衛星發射基地的展覽館參觀。參觀完畢之后，服務員請她在留言本上為展覽館題上自己的名字。“我不題。為什么只讓我一個人題字，不讓他們題？”何先生邊說邊指了指身后的馬宇蒨等人。

展覽館的一位處長見狀，趕緊上前解釋道：“何先生，因為您是名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您到這兒來，能給我們題字是我們莫大的榮幸啊！”沒承想，這樣一說，何先生更不愿意題了——因為她平時最不愿意別人說自己是名人。

一旁的李惕碚院士趕緊打圓場：“何先生您還是題個字吧。您看，您不題，咱們來一趟也叫人家怪失望的。”

“那你題不題？”何先生反問身后的馬宇蒨。馬宇蒨只得回答：“您題我就題，我們大家都題。”于是，何先生寫上了名字，隨行的人都一一跟著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與對科學的執著、熱情不同的是，生活中的何先生卻是“不講究”。有一次，現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的王煥玉同何先生一起參加國際會議。她腳上穿的鞋，居然打了三層補丁；她提著一個人造革書包，帶子斷了，用繩子扣著，革裂開了，用針縫起來。王煥玉驚訝不已：“一個吃過洋面包的科學家能這樣，讓人非常敬佩。”

畫家陳雅丹如此理解她所熟悉的何澤慧阿姨：她是一塊純白的玉，非常質樸，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追求科學真理上，對于吃穿，從不講究。“于我們而言，這常常是一種無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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