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管理監督 保證公權力正確行使 1939 2020 年學習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心得體會理論文章研討交流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是繼監察法之后，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對于加強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監督，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提升政務處分工作的法治化、規范化水平，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是規范監察機關政務處分活動、規制公職人員違法行為的專門立法。治理腐敗必須依靠黨規黨紀、政務處分法和刑事法律進行系統性治理。尤其是對一般違紀違法行為采取“零容忍”的態度，有利于實現抓早抓小、防微杜漸，改變過去要么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階下囚”的狀況。比如，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三十五條對違反規定公款消費的處分規定，第三十八條對違反規定向管理服務對象收取、攤派財物的處分規定，等等，都體現了強化日常監督的理念。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是推進政務處分工作法治化、規范化的專門立法。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維持了與黨紀處分相匹配的政務處分制度，明確了政務處分的主體和對象，統一了處分的法定條件和適用規則，規范了政務處分作出的正當程

　序，細化了違法情形與處分幅度，為公職人員提供了復審、復核以及申訴等救濟途徑，并為監察機關和公職人員任免機關、單位等相關責任主體設定了體系化的法律責任。可以說，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為公職人員監督管理提供了集成統一的可操作性依據，兼顧了實體規定和程序設計，尤其是設定處分決定主體的法律責任和注重被處分對象的權利保障，有利于提升政務處分工作的法治化、規范化水平。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是與黨紀處分相貫通、刑事處罰相銜接的專門立法。從腐敗治理法治化的思路出發，形成“不敢腐”的高壓威懾根本上有賴于“不能腐”的常態預防，強化對公職人員的監督。專門制定一部統一而周延的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可以將法定的監察對象全面納入處分范圍，消除對公權力行使的監督空白和盲區，形成反腐敗立法的合力，防止“牛欄關貓”和“破窗效應”的發生。

　從體系功能上講，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是監察法的配套立法。監察法因其基本法律地位、效力和功能而居于反腐敗立法體系的中心，在整體上統攝包括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在內的其他反腐敗立法。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一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制定本法”，可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是根據監察法預定的反腐敗立法頂層設計展開的關于政務處分的具體制度構建。也就是說，一方面，監察法對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起到了宏觀立法統籌的作用；另

　一方面，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同時對監察法發揮著微觀功能實現的作用。

　從規范內容上講，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是監察法的延伸。監察法作為一部統領性和基礎性的反腐敗國家立法，對政務處分制度作了原則規定，沒有對應當給予政務處分的違法行為、政務處分的適用規則和程序等作出具體規定，有待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進一步明確和細化。監察法第十一條賦予監察委員會“對違法的公職人員依法作出政務處分決定”的處置職責，并在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監察機關根據監督、調查結果，“對違法的公職人員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政務處分決定”。如何保障監察法規定的政務處分職責權限得以實現，是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承擔的使命。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從政務處分的主體、對象、種類、適用條件、程序、申訴救濟和法律責任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規定，有力承接了監察法關于政務處分的原則和要求。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的一個亮點，就是注重紀法貫通、法法銜接。一方面，在處分情形、處分權限和程序、處分后果上與公務員法等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保持協調銜接，保證法律之間的和諧統一。另一方面，注重與黨紀的銜接，推動黨內監督和國家機關監督有效貫通。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推動紀法貫通。理順紀法關系、推

　動紀法貫通是反腐敗立法體系化的重要任務。在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草案說明中就已經明確將“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作為該法制定的目標。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匹配黨紀處分并銜接刑事處罰，為統籌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提供了張弛有度、剛柔并濟、施治有序的處置方法體系，有助于構筑起嚴密的監督法網。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推動法法銜接。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二條的規定實現了政務處分對象全覆蓋，這與公務員法、法官法、檢察官法等法律相銜接；第三條規定政務處分主體包括監察機關和公職人員任免機關、單位，并在第六十一條規定了監察建議的約束效力及其法律責任，這與監察法第六十二條保持一致；第十四條規定了公職人員犯罪與刑罰的政務處分等，這與刑事法律相銜接；第二十二條規定了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的人員的政務處分，推動了監察法與居民委員會自治法、村民委員會自治法相銜接；等等。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推動法法銜接，有助于形塑更加自洽兼容的反腐敗立法體系，織密監督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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